八

今天，我们是按照各个洲来思考的，只有我们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不知道我们是这么做的。

他们提供给我们一些自认为普遍有效的概念和眼界，而实际上，他们最远的视界也超不出西方人的智识氛围，那么，这样的概念和眼界对于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

根据这一观点来考查一下我们最优秀的著作吧。

当柏拉图论及人类时，他指的是与野蛮人相对的希腊人，这完全符合古典生命和古典思维的非历史形态，而他的前提使他得出了对希腊人而言完整而有意义的结论。

然而，当康德想把他的伦理观点哲学化时，他强调他的论题的有效性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的人。

关于这一点，他说得并不多，因为，对他自己和他的读者来说，这似乎无须赘言。

在他的美学中，他阐发了一系列原理，它们不是关于菲狄亚斯（phidias）的艺术的，也不是关于伦勃朗（rebrandt）的艺术的，而是关于一般艺术的。

但是，他设定为思维之必要形式的东西，实际上只是西方思维的必要形式，尽管扫视一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他的本质上不同的结论，就足可以显明亚里士多德的才智在透彻程度上决不亚于康德，所不同者在思维之结构而已。

西方人的范畴之于俄罗斯思想是陌生的，一如中国人或古希腊人的范畴之于西方人是陌生的一样。

对我们而言，有效地和完整地领会古典的根词是不可能的，一如有效而完整地领会俄文和印度文字的根词是不可能的一样；现代中国人或阿拉伯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智力构成，对他们来说，&ldo;从培根（ban）到康德的哲学&rdo;只有一种珍玩价值。

西方思想家所缺少的，亦是我们期望能从他身上找到的，那就是：洞察其资料‐‐它们乃是某一特定生存且仅限于这一特定生存的表现‐‐的历史相对性特征；了解这些资料的有效性的必然限度；相信他的&ldo;不可动摇的&rdo;真理和&ldo;恒久的&rdo;观点只对他是真的，只对他的世界观是永恒的；他有责任超出这以外去发现别种文化的人同样确切地从他们自身的资料中得出的真理和观点。

只有这样，才能使未来的哲学完美无缺；只有通过理解活生生的世界，我们才能理解历史的象征主义，此外别无他法。

在此，根本没有什么恒定的东西，没有什么普遍的东西。

我们必须停止去谈论&ldo;思维&rdo;的形式、&ldo;悲剧&rdo;的原理、&ldo;国家&rdo;的使命。

普遍的有效性永远包含着从特殊到特殊的论证中的谬误。

但是，当哲学的重心从抽象的、系统的方面转向实践的、伦理的方面时，当叔本华以后的西方思想家从认识论问题转向人生问题（生命意志、权力意志、行动意志）时，有某个比逻辑谬误更加让人不得安宁的东西就开始出现了。

在这里，有待考查的不是康德的理想的、抽象的&ldo;人&rdo;，而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居住在地面上的、按民族‐‐不论是原始的还是开化的‐‐被组织起来的现实的人；依据有着地域限制的&ldo;古代－中古－近代&rdo;的框架去界定他的最高观念的结构，这根本上是徒劳。

但人们却是这样做的。

想想尼采的历史眼界吧。

他的有关堕落、尚武精神、一切价值重估、权力意志的概念就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的本质中，且对于分析那一文明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但是，我们可曾发现，他的创见的基础是什么？是罗马人和希腊人，是文艺复兴和当代欧洲，是对于印度哲学的走马观花和一知半解‐‐一句话，是奠基于&ldo;古代、中古、近代&rdo;的历史。

严格来说，他从来不曾越出那框架雷池半步，他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也是如此。

那么，他的有关&ldo;狄奥尼索斯精神&rdo;（dionysian）的观念同一个文明程度甚高的中国人或一个当代美国人的内在生命之间有什么关联，或能有什么关联？他的&ldo;超人&rdo;（superan）对于伊斯兰世界有什么意义？自然与才智、异教徒与基督徒、古典与现代等等这些对立的意象构成对于印度人或俄罗斯人的心灵能有任何意义吗？托尔斯泰‐‐他发自内心地拒绝整个西方的世界观，将其看作是外来的和遥远的东西‐‐能用&ldo;中世纪&rdo;、但丁、路德做什么呢？一个日本人能用帕西伐尔和&ldo;查拉图斯特拉&rdo;做什么呢，或者一个印度人能拿索福克勒斯做什么呢？还有，难道叔本华、孔德（te）、费尔巴哈（feuerbach）、黑贝尔（hebbel）或斯特林堡（strdberg）的思想视野就更开阔些吗？他们整个的心理，尽管也全都向往着世界范围的有效性，可难道不是只具有纯粹的西欧意义吗？

易卜生的妇女问题‐‐它也想激起所有&ldo;人&rdo;的注意‐‐显得是多么可笑，因为他的著名的娜拉，那个欧洲西北部城市的妇人，她的眼界可以从她每年付一百至三百镑的房租和受过新教教育这些方面看出来，如果我们把她换成恺撒的妻子，换成赛维尼侯爵夫人（adadesévigné），换成一个日本或土耳其农妇，情形又当如何！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易卜生自己的视界就是昨天和今天的一个大城市中产阶级的视界。

他的冲突‐‐始于一系列的心理前提，这些前提的出现至早在1850年，其延续至多也难以超过1950年‐‐既非伟大世界的冲突，亦非下层大众的冲突，更不属于非欧洲居民所居住的城市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