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管子（kwan-tsi）（约公元前670年）到孔子（nfuci）（公元前550～前478年）这些伟大的&ldo;前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rdo;，都是像毕达哥拉斯和巴门尼德、像霍布斯（hobbes）和莱布尼茨一样的政治家、统治者和立法者。

只是到老子那里‐‐他是所有国家权力和强权政治的反对者，是小国寡民的和平社会的热情倡导者‐‐才第一次出现了出世和无为思想，这是讲坛和书斋哲学的先声。

但是，老子在他的时代，在中国的&ldo;旧制度&rdo;（ancienrégi）时期，在那些坚持认为认识论就是有关现实生活的重要关系的知识的强硬派哲学家当中，乃是一个例外。

说到这里，我认为，最新时代的所有哲学家都是应当受到严厉批判的。

他们所缺少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依托。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采取过一项行动或提出过一个有力的观点，去有效地介入重大的政治问题、近代技术的发展、传播事业、经济问题，或其他重大的现实问题。

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重视数学、物理学、政治科学，甚至连康德那种程度的重视，都告阙如。

让我们看一看其他时代的情形吧。

孔子曾数度为官大司寇。

毕达哥拉斯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与克伦威尔（crowell）运动类似‐‐的组织者，这一运动的重要性，甚至到现在也未受到古典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歌德除了是一个模范的行政官吏外‐‐美中不足的是，他没有得到一个大国作为他的活动舞台‐‐他对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这两条运河的日期他准确地预见过）以及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感兴趣，并且他一再研究过美洲的经济生活及其对旧世界的作用，研究过机器工业时代的降临问题。

霍布斯是为英国赢得南美洲的伟大计划的倡议者之一，虽则计划的执行未能走得很远，只是占领了牙买加，可他应算是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奠基者之一。

莱布尼茨无疑是西方哲学中最伟大的才智之士，是微积分学和解析学（analysissit）的创始人，也曾谋划或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策划，其中之一便是通过诱使路易十四转移注意力，误把埃及的重要性视作是法国的世界政策的一个因素，从而缓解了德国的危机。

他为此事给德皇所写的备忘录（1672年）中的观点远远走在了其所在时代的前列，所以人们认为拿破仑的东征就是根据这些观点的。

甚至在这么早的时候，莱布尼茨就阐发了拿破仑在瓦格拉姆（wagra）战役后日益清晰地认识到的原则，那就是：在莱因河流域和比利时的收获不能永远地改善法国的地位，而苏伊士地峡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争霸之关键。

毫无疑问，国王在这些深刻的政治与战略观念方面，远远比不上这位哲学家。

看过这类人之后，再去看看当今的&ldo;哲学家&rdo;，会使人感到沮丧和羞愧。

他们的人格多么的贫乏，他们的政治与实践的眼界多么的平庸！

为什么每每想到要他们去证明自己在政府、外交、大规模的组织工作，或任何重大的有关殖民事务、商业事务和运输事务的方向方面具有的杰出才智时，就只会引发我们的同情？这种不足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什么内在的灵性，只能说明他们缺乏分量。

环顾周遭，我实在找不出有哪位现代&ldo;哲学家&rdo;是因为对当代的某个重大问题发表过哪怕一个深刻的或具有远见的言论而享有盛名的。

我所看到的不过是千篇一律的地方性意见。

每逢我拿起一本现代思想家的著作时，总要自问：他对于世界政治、世界都市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技术与文明进程的关系、俄罗斯、科学等等现实，到底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歌德在世，必定会了解这些问题，并会沉迷于其中，但是现今活着的哲学家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些问题。

这种现实感和哲学内容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重复一遍，它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征候，可以表现出哲学的内在需要、哲学的丰饶性和哲学的象征的重要性。

我们对于这种负面结果的严重性不应抱有任何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