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纯粹只重广泛的效果，而排除伟大的艺术和形而上学的生产的世纪，便是一个没落的时代。

‐‐让我们坦白地说，这也是一个非宗教的时代，正与世界城市的观念相符合。

确实如此。

但并不是我们选择了这一时代。

我们生在盛期文明的初冬，而不是成熟的文化的黄金巅峰，不是生在一个菲狄亚斯或莫扎特（ozart）的时代，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如何清晰地看清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命运；有赖于我们认识到，即便我们欺骗自己装作视而不见，我们也无可逃避。

那在内心里不承认这一点的人，就不能算是他的时代的人，就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一个大言不惭的人，或者一个书呆子。

因此，在研究当前的某个问题时，首先应当问一问自己‐‐真正的行家对于这个问题事先早就本能地回答过了‐‐今天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他应当禁止自己去做的。

只有极少数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不妨说‐‐是需要任何思想的时代去解决的。

即便如此，尼采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就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在尼采的时代，浪漫主义的流风遗韵尚未成绝响，而在我们的时代，它很快就灰飞烟灭，不留一丝痕迹。

体系化的哲学终结于18世纪末。

康德把它的可能性推到了最高峰，不但是形式本身的恢弘，而且照例是西方的心灵，都推展到了极限。

在他之后，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一样，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世界都市市民的哲学，它不是思辨的，而是实践的、非宗教的、社会-伦理的。

这种哲学‐‐相当于中国文明中杨朱（yang-chu）的&ldo;伊壁鸠鲁主义&rdo;、墨翟（o-ti）的&ldo;社会主义&rdo;、庄周（chuang-ts&uul;）的&ldo;厌世主义&rdo;、孟子（nci）的&ldo;实证主义&rdo;，以及古典时期的犬儒学派、昔勒尼学派、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在西方开始于叔本华，他是第一个把生命意志（&ldo;创造性的生命力&rdo;）当作他的思想的重心的哲学家，尽管由于他在一种伟大传统的影响下，坚持区分现象与物自体之类的东西的陈词滥调，而使得他的学说的倾向变得模糊难辨。

同样还是这种创造性的生命意志，在《特里斯坦》中被叔本华式地否定了，在《西格弗里德》（siegfried）中又被达尔文式地肯定了；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被辉煌地和戏剧性地阐述出来了；在黑格尔派的马克思那里，则引出了一个经济学假设，在马尔萨斯派的达尔文那里，引出了一个生物学的假设，两者都巧妙地改变了西方大都市的世界观；在黑贝尔的《朱迪丝》（judith）和易卜生的《收场白》（epilogue）中，又产生了一系列同源的悲剧概念。

因此，它包括了一种真正哲学的全部可能性‐‐同时它也耗尽了这一切的可能性。

可见，体系化的哲学距我们已遥不可及，伦理哲学也已行将朽木。

但是，对于当今西方的心灵世界来说，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它对应于古典的怀疑主义，这是可以用迄今为止还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形态学的方法去加以理解的。

那所谓的可能性即是一种必然性。

古典的怀疑主义是非历史的，它通过直截了当的否定来怀疑。

但是，西方的怀疑主义，如果说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是我们的精神的秋天的象征，那就应当彻底地是历史的。

它的解决方法是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相对的，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而它的解决程序是心理的。

怀疑论哲学在希腊主义的内部的兴起乃是对哲学的否定‐‐它声称哲学没有目的‐‐相反，我们认为，哲学史最终将成为哲学当中最重要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