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各种关系和联系‐‐它们以前常常被揣测到，有时还会被接触到，但从未被理解‐‐将在这一越来越增厚的大部头中一一呈现。

艺术的形式跟战争和国家政策的形式联系起来了。

同一文化的政治方面和数学方面，宗教概念与技术概念之间，数学、音乐和雕塑之间，经济学与认知形式之间，都将显示出深刻的关系。

显然地和明确无误地，最新式的物理学理论和化学理论对我们日耳曼先辈们的神话学概念的依存关系，悲剧、动力技术及最新式的财政政策之间的风格一致性，还有这样一个事实（乍一看显得有点奇怪，但随即就不辩自明），即某一情形下的油画透视法、印刷术、信用体系、远程武器、对位音乐，与另一情形下的裸体雕塑、城邦、货币流通（这是希腊人发明的），居然是同一精神原则的同一表现‐‐所有这一切都将在这本书中出现。

尤其重要的是，这本书还将突出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伟大的形态学关系群在世界历史的整个图象中各自都象征性地代表了一种特定的人类，它们在结构上是严格对称的。

正是这一透视法，才第一次向我们打开了历史的真正风格。

作为象征和表现，它本身只属于一个时代，因而只对现代西方人来说是内在地可能的和必要的，可远远地与之相比的乃是群论领域中某些最现代的数学观念。

多少年来，我就抱有这么一些想法，虽则模糊和不明确，直到有了这种方法，才能以一种明确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

从此以后，我看待当代‐‐那日益迫近的世界大战‐‐有了完全不同的眼光。

它不再是民族感情、个人影响或经济倾向所引发的一系列暂时的偶然事实‐‐由历史学家的政治的或社会的因果框架赋予其统一的和必然性的外表‐‐而是在某一伟大的历史有机体的确定范围内、在几百年前就已注定的转折点上发生的一种历史的阶段变化的类型。

巨大危机的标志是它的无数热切的发问和探询。

在我们自己的情形中，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书籍和想法；但它们是分散的、互不联系的、受到专业眼界限制的，它们鼓动，它们消沉，它们困惑，但又不得自由。

因此，尽管这些问题被看到了，可它们的同一性却被错失了。

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形式与内容、线条与空间、素描与色彩之间的争端中，在风格的概念中，在有关印象主义和瓦格纳的音乐的观念中所显露出来的那些艺术问题（尽管从未被深刻地理解过）。

我们可以想一想艺术的衰落和科学权威的破产；想一想大都市战胜乡村所产生的严重问题，诸如绝嗣和无人区等；想一想一个流动的第四等级在社会中的地位；想一想唯物主义、社会主义、议会政府的危机；想一想个人相对于国家的位置；想一想私有财产问题及其附属的婚姻问题。

同时我们还可以想一想一个从另一完全不同的领域出现的事实，即民族心理学领域中论述神话、艺术、宗教和思想的起源的大部头著作‐‐它们的研究不再是从某一理想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一个严格的形态学角度出发。

我深信，这每一个问题实际上和其他问题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那就是为了解答那一在人们的意识中还未十分明晰地浮现出来的历史之谜。

摆在人们面前的任务，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无穷无尽‐‐任务只有一个，且是同一个。

每个人都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没有一个人能从他自己的狭隘的角度看到那单一的、综合的解答。

不过，自尼采开始，就已形成这样一个氛围，尼采自己就紧紧抓住了所有决定性的问题，虽则由于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故未敢面对严格的现实。

但是，这里恰恰是盘点学说（stock-takgdoctre）‐‐姑且这么称呼它‐‐的内在必然性所在。

这一学说必将出现，它只能在这个时候出现。

我们的怀疑主义不是对我们的思想和著作储备的攻击，而恰恰是对它的证实。

它要进一步证实过去各代的全部努力和成就，因为它把它在各个特殊领域所发现的所有真正活生生的倾向‐‐不论它们的目标是什么‐‐都整合在一起。

首要的是，这一哲学在那里发现了历史和自然的对立，唯有通过这一对立，才有可能把握历史的本质。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人作为世界的一个因素和代表，不仅是自然的一员，同时也是历史的一员‐‐历史是结构和性质都不一样的第二宇宙，形而上学为了第一宇宙而整个地忽视了这第二宇宙。

我最初想到去反思我们的世界意识中的这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注意到，当今的历史学家们在围绕实在的事件即已成的事物笨拙地摸索时，却自以为已经把握了历史，把握了事变，把握了生成本身。

这是一种偏见，为一切从理性和认知出发而不从直观的知觉出发的人所共有。

而且它还是很久以前伟大的爱利亚学派（eleatics）产生困惑的根源，依据他们的学说，通过认知可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生成，而只有存在（或已成）。

换句话说，历史应被看作是自然（物理学家的客观意义上的自然），并要据此来对待它；并且，我们必须把这样一个有害的错误做法归于这一观点，这错误做法就是把因果原则、定律原则和体系原则‐‐亦即僵死的存在的结构‐‐运用于事变的图象中。

人们以为人类文化的存在就像电或重力的存在一样，以为可以用和分析后者同样的方法来分析人类文化。

科学研究者的习惯被人们热情地视作典范，尽管不时地有学者问到什么是哥特式、伊斯兰或城邦，但从来没有人追问过为什么这类活生生的事物的象征恰恰会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以那种形式、在那段时间里不变地出现。

历史学家只要一遇到广为分散的历史现象之间那数不胜数的相似性中的某一种，就总是满足于简单的罗列，然后对那重合的奇迹俏皮地说上几句，例如把罗得岛叫作&ldo;古代的威尼斯&rdo;，把拿破仑叫作&ldo;近代的亚历山大&rdo;，等等；殊不知正是在这些地方，命运问题作为真正的历史问题（亦即时间问题）走到了前台，需要我们尽可能严肃地从受科学调控的观相学（physiognoic）方面加以对待，为的是发现那奇妙地组合在一起的必然性‐‐与因果关系全然不同‐‐是如何运作的。

每个现象事实上（ipfacto）都隐含着一个形而上之谜；那些现象出现的时间绝不是不相干的；一直以来有待我们去发现的是，在世界图象中存在着何种活生生的相互依存关系（与无机的、自然律的相互依存关系全然不同），从整体的人而不仅仅是（如康德所认为的）从人的认知部分辐射出来的是什么；一种现象，不论是宗教或艺术的最高创造，抑或仅仅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不仅是一个需要理解的事实，而且是精神的一种表现，不仅是一个对象，而且也是一个象征‐‐所有这一切，从哲学上看，全都是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