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在当下的直接表现与只在精神中呈现的过去的意象之间，换句话说，在作为事变的世界与作为历史的世界之间，呈现出了一个区别。

行动的人（政治家和将军）的眼光欣赏的是第一个方面，沉思的人（历史学家和诗人）的眼光欣赏的是第二个方面。

一个人投入第一个方面实际上是为了去行动或去承受苦难；而要求第二个方面的则是编年学，那是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的伟大象征。

我们既要往后看，又要朝着不可预见的未来向前生活，但是，甚至在孩童时期，我们的技术经验很快就把可预见物的要素引进了独特的事变的意象，就是，那不是从属于观相的事实而是从属于计算的被控制的自然的意象。

我们把一个&ldo;猎物的头&rdo;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实在，往后很快地就看作是食物；我们把闪电看作是一种危险，接着又看作是一种电荷。

后来，在大都市里，这第二种看法，即把世界的投影僵化的认识越来越压倒第一种认识；过去的意象被机械化和物质化，并由此推演出一套有关现在和未来的因果原则。

我们开始相信历史定律，相信对历史定律的一种理性认识。

不过，科学历来都是自然科学。

因果知识和技术经验只指涉已成的、广延的、已被理解的东西。

如同生命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一样，知识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即是说，它是把可感的世界当作一个要素来理解，当作在空间中且从属于因果定律的东西来看待。

因此，存在一种历史的科学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记住，在每一个人的世界图象‐‐它只是或多或少地接近于理想的图象‐‐中，既有属于自然的东西，又有属于历史的东西。

没有自然，就没有活生生的和谐，没有历史，就没有因果的和谐。

因为，在自然的领域内，尽管两个相同的、合乎规则的实验必定有相同的结果，但每一个实验都是占用一个日期而不是重现一个日期的一种历史事件。

而在历史的领域内，过去的日期或资料（编年、统计、名称、形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网。

&ldo;事实就是事实&rdo;，即便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剩下的就是意象或理论（theoria），不论是在前一个领域还是在后一个领域。

但是，历史本身就是&ldo;处于焦点中&rdo;的存在的条件，材料只是这种条件的一个帮手，而在自然中，真正的目标是获取材料，理论只是这一目的的仆人。

因此，并没有一个历史的科学，而只有一个有关历史的辅助科学，它要查明那已有的东西。

对于历史的见解本身而言，资料永远都是象征。

反之，科学的研究属于科学，且只属于科学。

它借助其技术的根源和目标去发现资料和因果方面的定律，别无其他；并且从它把目光转向别的某个东西的时刻起，它就变成了形而上学，变成了某个超科学的东西。

正是因为如此，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资料才是不同的。

后者一致地重复自身，前者决不会。

后者是真理，前者是事实。

不论偶然和因果在日常图象中显得多么密切相关，根本上，它们属于不同的世界。

如同一个人的历史图象的肤浅（因此是这个人本身的肤浅），毋庸置疑地是与赫然在目的偶然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成正比一样，书写的历史的空洞无物，毋庸置疑地是与它在其中把建立纯粹事实性的关系作为其目标的程度成正比的。

一个人对历史的体验越是深刻，他接受&ldo;因果&rdo;印象就越少，他就越能可靠地感受到那些印象是全然没有意义的。

假如读者考查一下歌德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一定会惊奇地发现，&ldo;活生生的自然&rdo;居然不需要公式、定律、且几乎没有一丝因果的踪迹，也能得到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