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8年3月17日，在长春督察处后院柳树下面照的相片。

那一天是长春特务追悼戴笠死去二周年。

长春的军统特务齐集到督察处开会，当地的军政高级人员也来追悼。

会后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共同照了一张大相片，照完相解散了。

督察处的科长和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尚在院中，我见照相的还没走，就说：&ldo;叫那个照相的给我们照一张合影吧。

&rdo;于是，安震东、张国卿，印匡时、陈牧、陈哲、陈寿岚、杨绍林和我，便站在柳树下面，照了这张相。

现在不知怎么到了政府手里？我那时穿着反动派的军装，佩戴着肩章，还很英俊，现在一看真难看。

我认为这就是我的进步，这就是在共产党改造下，我认识了过去的丑恶面目。

张国卿跑到台湾了，陈哲被宽大释放，其他的人，如印匡时、陈牧、陈寿岚、杨绍林、安震东均已被枪毙。

只有我还活着，还能在这张相片上注名，真想不到哇！

解放前我在长春照相馆照相，每次都把底版买回来，有时也忘了。

有一张八寸半身相照得比较好，我的喽啰每人到照相馆洗了一张，叫我写上上下款，还在下款写上&ldo;关梦龄赠&rdo;。

有一次在一个督察人员家中看到了我的这张照片。

这样做在特务机关是不许可的。

戴笠活着的时候，一向是不照相的，无论哪个训练班毕业，没有同学录，没有合影留念。

戴笠从不把自己的相片送给人，我也从没有见过他的相片。

有一次他与蒋介石在一起，中央社的记者把他照上了。

事后他叫中央社把他的相取消，不准洗出来，这是他的习惯。

可是1945年&ldo;九?三&rdo;胜利之后，他穿上中将服，便照起相来。

1945年12月16日，在北京和蒋介石于泰和殿前照了一张相片。

出乎意外，照完相不久，1946年3月17日，他就坐飞机摔死了。

死后，就用这张中将制服的相片开了追悼会。

否则，追悼会便不能摆照片，只能写灵牌了。

1940年华北日本特务机关和各伪满警察机关，出了一张布告，缉获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如能缉获悬赏20万元，送信因而缉获5万元。

可是没有相片，因此也说不出戴笠有什么特征。

戴笠防范暗杀或发生意外，他自己杀人多了，也怕别人暗算他。

我在长春照相也是不合规定的。

突围前我虽然把家中的许多相片都焚毁了，但是在各处的相片，各照相馆的底版都不能不到政府的手里。

这张合影是从照相馆里找来的，我这样判断不会错。

4月，周总理在政协做报告，号召台湾军政人员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回到大陆。

我们几个人看到号召台湾军政人员起义的报道，心中十分愉快，认为台湾解放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我想台湾解放之后，军统局那些大小特务都要回到大陆，我见着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做一个带路人。

当然也有一些顽固的，比如那些叛徒，张国焘、谢利功、廖化平，他们怎么办呢？是流落国外？是回到大陆？还是投海自杀？我想这回解放台湾是不成问题的，如果台湾方面没有派人与人民政府接头，不会骤然发出这么一个号召，共产党不打无把握之仗。

我想这回我不是15年的问题了，是出去干什么的问题了。

想着想着，想入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