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东西，心里不安静。

这儿的环境很好，小白菜已露头了，书报杂志什么都有，这几位干部对我们也好，离开怪舍不得的。

还有比这好的地方？我不敢想了。

韩科长叫我们都给家写封信，告诉离开了这里，将来到了沈阳再写信。

我犹豫了一下，给我的女儿关棣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明天去沈阳。

这样的信，她接到也不会高兴，什么时候出去也不说，写信总是说&ldo;我很好&rdo;，&ldo;政府很宽大&rdo;，&ldo;不要惦念&rdo;，成了例行公事。

把我的信拿出来一对照，除了日期不同，大致是一样的。

我不愿写这种不能给她带来希望的信。

这回写了是应酬政府。

不然叫政府看我这样消极，与我所说乐观的改造不是相矛盾吗？

上灯的时候，先把张大光提出去，接着又把李树桂也提出去，我以为又是韩科长作个别谈话。

我与尚传道整理书籍、包袱。

过了半点多钟，他们回来了。

他们说：&ldo;政府派汽车把我们的老婆孩子都接来，在办公室接见，随便谈了半点多钟！

&rdo;

真想不到，张大光的老婆和两个孩子都来了，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大人孩子说说笑笑，李所长给倒茶，叫他们多谈一会儿，像到亲戚家一样。

真叫人感激得说不出话来。

虽然我的家不在长春，可我同样感到共产党的温暖。

我后悔我的家为什么没有在长春呢。

如果过去我们对人有点好处，一是把自己摆在前面，叫人家领我们的情，张张扬扬，那个样子真讨厌。

而韩科长、李所长不多说，做出来的事，叫人一看心服口服。

自然这一切是上级党指导他们办的，他们能完成党的指示。

这可谓指导的好，办事办的也好。

一般情况来说，起解前是不应当泄漏机密的，可是出乎人的意料，明天解往沈阳，今天就把家属接来了。

并且畅所欲言，大人孩子都是笑着分手的。

上床之后，我思想很紊乱，想起在长春的一切，又憧憬着到沈阳的情形……

5月24日，吃过早饭，一辆敞篷汽车拉着我们开往火车站。

一位警察干部是这次列车的警卫负责人，他与我们一齐上了火车。

别了长春！

在这住了八年半，这回分手了。

我是1947年11月24日从沈阳乘飞机来的，这次是1956年5月24日乘火车走的。

一来一往，个人和国家，甚至于世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八年半也不算一个短时间，人生一辈子能有几个8年半呢？这8年半的时间，比我过去33年的生活都重要，这8年半，给人民造成的危害最大，受到人民的宽大也较多。

一方面痛恨自己，另一方面也感激共产党对我的不杀之恩。

在火车上，我迸除这些想法，与大家说笑打扑克，政府买了不少糖果罐头。

我们九个人在一起嘻嘻哈哈地谈着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