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装甲兵采用方阵的密集队形战术行动时严密一致，把步兵的作用提高到新的高度。

这一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把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注入政治之中。

而三层桨划战船的投入现役，则更加强了这一倾向而且向民主化方向发展了。

战船的使用使雅典人成为东地中海的主宰，而驱动战船的人只要有体力和统一协作就行。

权力行使方面的事务扩展到城郊农民阶层以下，一直到城市平民，武器装备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改变，由游牧民族的专制向较为民主的权力分配方向发展。

公元前900年前后，也就是双轮马拉战车出现的一千年后，草原部落和开化民族之间的军事均衡再度打破，变得有利于野蛮部落方面。

其原因是骑马作战这一新型作战方式的出现，骑兵能飞速前进占领地盘，运动快，行动范围广，这是任何其它兵种所比拟不了的。

它能很容易地登山，通过山隘口，渡过河川，突进森林地等，这一切使草原牧骑明显占优势。

到公元前600年，波斯人已经征服了亚述王国。

塞西亚人向南扩张，凯尔特人向西挺进。

秦国君王施行暴政，于公元前221年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公元200年至600年，蒙古人，日尔曼人，匈奴人，阿瓦人，马扎尔人等再度崛起，他们相互厮杀，你争我夺，战争风云席卷欧亚大陆，在战争的驱动下，掀起了一股泛基督教主义的浪潮。

随着文明世界盔甲骑兵的发展，形成了不利于轻骑兵革命的新均势。

这种作战样式在里海南面的帕提亚最先出现，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

人们培育出了一种体大、强壮的马种，这种马能负载相当多的装甲，足以防护坐骑和骑手被弓箭杀伤。

身着盔甲的骑兵端坐马鞍上，沉着地与敌人对射。

面对这种作战方式，草原部落的轻骑兵则只能冲撞。

最后坐骑力竭，箭壶罄荆在这个时候，身着全副盔甲的骑兵便发起冲击，轻易地将草原轻骑兵击溃。

但游牧民族却不能采用这种作战方式，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原贫瘠而无法饲养高大强壮的马匹。

这类马匹的给养是相当大的负担，因此，中国人虽然知道这种马的饲养技术，但他们似乎避开了这样做，宁愿运用自己的轻骑兵作战方式，以较小的代价与部落民族作战。

西方波斯萨珊王朝在公元200年前采用这种防御方式，并开始逐渐改变社会结构，使之相适应。

在这种作战样式中可看到封建主义的启端。

为了随时都能够进行局部防御，抵抗游牧部落的进攻，装甲骑兵广为分散地配置在乡下；为了维持这样一支强大的部队，每个骑兵编队都分给一个农村，归其管辖，以解决自身的需求。

拜占庭帝国就采用了这种社会政体模式，在这里人们称骑兵为铠甲兵。

从此以后，这一社会政体模式逐步向西发展，成为欧洲中世纪的特有的社会体制。

到九世纪，说拉丁语的基督教国家已采用重骑兵。

到了十世纪，他们已阻止或击退了凶猛部落的进犯。

在树林很多的西面，铠甲兵使用的弓箭已被长矛取代，人们开始强调对敌方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骑士道在法兰克人中逐步形成，而农村庄园制则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分散，造成了一个拥有土地的贵族。

与此同时，迭接法制造船的发明为北欧海盗进行海上掳掠提供了工具。

随着他们的袭击目标转向贸易，经商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贸易路线也增加了。

到了十六世纪，为争夺对公海的控制权，使欧洲强权的轴心移向大西洋沿岸，从而为欧洲争霸世界埋下了种子。

拜占庭帝国的铠甲兵战斗热情减退，使之很容易成为纪律严明、虔诚效忠的阿拉伯轻骑兵的战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