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支那，越盟的反殖民主义战争蓬勃发展，赶走了法国军队，给吴庭艳政权造成压力。

美国由于多米诺理论所含的错误的地缘政治概念而卷入这场战争。

奠边府失陷引起惊恐，使这一卷入达到高潮。

可是这次失陷不是因游击战争引起的。

在这一时期，武元甲将军的主要策略是使用正规兵团。

美国直接参与这场战争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声称自已取得了与越共游击队热战的胜利。

但是事实上身着杂七杂八服装的越南游击队取得心理战、舆论战和政治战的胜利，而美国军队则只好痛苦地撤退出越南。

全世界日益城市化，交通越来越发达，互相联系愈来愈增多。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多少有点固定的序列的非正规军面对比较有能力的政府，其取胜的机会已经减少了。

在以城市为主的社会中，只有少数满足现状的乡村居民，而城市居民却苦于因迅速变更而东迁西移，游击队在有些地方已分裂成恐怖组织，与逐渐分裂的社会结构和新闻工具对世界农村的宣传潜力倒是比较一致，北爱尔兰处于乡村社会的忠实部落和城市支离破碎的奇特稳定性的过渡中。

1969年，新教徒和天主教之间的愤怒对抗被煽动，成为狂热分子之间的一场热战。

这样，占优势的爱尔兰共和军注入了新的血液，分裂成激进的官员派和拥有较多地方支持者的临时派。

1965年，民族解放阵线几乎在库拉索取得胜利，在玻利维亚的查科大平原，格瓦拉建立乡村革命中心的举事失败。

吉利和马利盖勒大力说教，这些宣告了拉丁美洲城市恐怖主义的时代到来。

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全国解放联盟，蒙德维的亚的乌拉圭民族运动组织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山地游击组织等证明了这一点。

凡军事和警察抵抗力强大，民众支持有限，以及行动目的主要是破坏性的地区，游击队行动都已退化成为恐怖主义。

公元前三世纪，吴起指出，一个不惜牺牲自已生命的人足以胁迫上千人。

电视、无线电和报刊又把这种胁迫能力增大了数千倍。

与此同时，1978年的伊朗事例表明，在顺利的情况下，非正规军队仍然可夺取政权。

1981年初萨尔瓦多游击队协调一致的行动失败，表明胜利是来之不易的。

1982年初的事件说明，由于1982年4月的选举号召民众非难这类运动，游击战是很可能严重动摇正规军的。

在阿富汗，有迹象表明向山地发展仍是可行的军事主张。

在津巴布韦，肖那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和恩加贝津巴布韦独立人民革命军之间的战斗说明，爱国女英雄在游击队战士心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1981年8月南非对安哥拉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目标进行了成功的袭击，表明经过充分准备和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是有能力对付游击队的。

地理的重要性

关于游击战的理论家和评论家都强调地理因素在决定战争结局中的重要性。

它涉及认真利用地形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