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先考虑支援和目标密度的变量，那么支配既定地区所需的游击队数量应随着目标数量和有待控制的人工地形的复杂性的增加而加强。

同时居民为游击战争提供有力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援，也增加了战争的目标密度，须记住这是对合法当局的不断刺激。

很可能，在非常高密度的情况下，还拥有强大的地方支持，高水平的地方后勤支援和情报供给，可能会导致支配空间所需的数量上出现下降趋势。

同样，随着人口和目标密度的增加，正规军和反暴乱军所需的数量也会增加，但增加的速度要快得多，因为这时正规军要进行全面控制，而不是零星地利用游击战术的有利条件。

塞浦路斯的事例说明，在非常高的密度下，会发生饱和，而且军队人数的增多了战斗力却下降了，因为军队多了互相干扰，碍事。

战争中，正规军或反叛军中任一方要取胜，其所需的兵力对比要取决于人口的密度及民众对游击队的同情程度。

人们越是支持游击队，游击队的战斗力就越强，正规军对付不同密度游击队时，需要的兵力也越大。

现在来谈掩蔽物变量问题。

显然，控制一定地区所需要的游击队兵力随着掩蔽物的增加而减少，所以游击队的战斗力随着掩蔽物的增多而增强。

相比之下，地形越是起伏不平，结构越是复杂，就需要越多的正规军进行搜索和控制，因此，可见反暴的效果随着掩蔽物的增多而降低。

过去十年中，反抗运动转向世界的各个城市，以利用城市建筑物稠密这一有利条件。

1915年，詹姆斯&iddot;康纳利指出，城区的地形与自然起伏不平的乡下地形有相似之处，他把城市的街道比作大量的峡谷和隘路。

然而，康纳利并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这正是进行运动战的地形。

我们在上面讨论当中介绍了利德尔&iddot;哈特关于军事强度的衡量标准‐‐&ldo;兵力与空间&rdo;之比。

对每一场战争，我们都计算出了每一方的这种比例，并在前面表格中的第四和第五栏中列出来了。

第六栏是根据人口密度而得出的目标和支援的密度。

很显然，地形结构是不容易用数字表示的，也不能以单一的尺度去衡量地形全貌。

有时，地区结构会随人口密度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这一初步分析中，我们不妨用其作为我们的地理变化的代用量。

为研究兵力与空间之比的效果如何随密度变化，我们在上图中将有关胜利者（不管它是游击队还是正规军）的数值列出来了。

画出的点太少，太特殊，难以反映出适于概率处理的随机变量的观测结果。

然而，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这种倾向，我们用勾划出的有关正规军和游击队胜利的倾向线予以表示出来。

看来，很清楚，游击队的战斗力随着目标、支援和掩蔽物密度潜力的增大而增大。

为在高密度、高强度掩蔽的条件下取胜，政府军必须达成十比一以上的兵力优势。

在人员稀少的开阔地带，这种兵力优势少一些，他们也能取胜。

这明显是对将游击战引进城市的一种诱惑力，正如图帕马格斯人做的那样。

这种有效性分支的推论对于解释为什么暴乱活动的重点转到城市大有帮助。

在所有这些事例中，使兵力均衡发生变化的是指挥者、领导者的意志和残酷程度。

在中国，日本轻易地以25万人的军队牵制了40万名红色游击队，另一方面，少数人的恐怖活动能引起巨大的灾难。

共生者解放军只有十人，而英国狂暴旅只有八人。

这些事例中的均势不仅仅是一种破坏力量。

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英国军队也象苏联军队那样使用图哈切夫斯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制定的与白匪作战的战术，采取残酷的行动，那他们就能消灭爱尔兰共和军。

1916年，英国军队得出了这样的教训，即如果向某地派驻军队，民众对反抗力量的支持就随着增长，至少在爱尔兰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