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中断和改革领导者失败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按照其中一种相当奇怪的说法，认为苏联当时的改革作为民主改革进程预先就注定会失败，因为苏联社会根本无法改革，旧的制度已经僵化，应当将它摧毁。

俄罗斯似乎已经走过了自己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极点和顶点，接下来必然要走下坡路。

俄罗斯民族由于在20世纪遭受的种种动荡，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备受折磨，因此，这次改革是一场最大的历史悲剧。

这是使国家走出历史绝境的一次前途渺茫、异常艰难的尝试，戈尔巴乔夫也遭受了与所有伟大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同样的悲剧命运。

可以理解那些有如此看法和对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情的人的心情，但不能同意他们的这种观点。

因为这种带有历史宿命味道的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个人是让国家去做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一件实际上没有成功机会的冒险。

大多数关心苏联的研究者和思维健全的人都认为，改革对于摆脱过去的威权主义残余的影响、为国家开辟通向未来的道路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它开始得太迟了，因而遇到了大量的困难，而改革的领导者又没能估计到和克服这些困难。

此外，一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操之过急，太热衷于开始和进行改造，没有考虑到苏联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并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

而另一些人的看法正相反，认为他行动过于谨慎，在放弃过去的东西、摧毁社会主义的种种架构和使国家重新投入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怀抱方面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魄力。

当然，在改革过程中国家政治领导有不少失误和错误，关于这些失误和错误下面会谈到。

然而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客观原因。

我想强调其中的一个原因，我认为这个原因目前尚未得到足够的评价。

这就是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对世界经济局势，特别是对世界石油价格的依赖。

由于西西伯利亚石油开采量不断增加和世界石油价格持续攀升，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未将天然气、其他自然资源及其初加工产品计算在内）收入达到每年200亿美元。

提及这一点对于认识俄罗斯目前出现的与上世纪70年代有些相似的局势十分有益。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石油价格发生了&ldo;反向革命&rdo;，价格下跌了66‐71，这使得来自外贸的外汇收入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

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采用了近5年的平均价格而得到缓解。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5年这一因素也不再存在，于是我们开始陷入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债务之中，1989年国家的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逆差，包括粮食和其他商品在内的进口也产生了巨大的困难，这对国内市场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不能不承认，当时处于石油针尖上长达15年之久的我国财政状况的根本改变并未立刻被意识到，困难被看做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利用过低的美元汇率所作的官方统计没有切实说明这一因素在我国经济中的意义。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在世界市场上的销售保证了10‐15以上的国家收入和四分之一以上的预算收入［2］，以扩大石油出口来补偿价格下跌的尝试没有成功，此外，石油开采量也正是在这几年开始下降。

与此同时再加上居民货币收入和货币流通量毫无道理的增加，便造成了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极为不利的环境，尽管生产增长在1989年仍在继续，但消费市场形势开始急剧恶化。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

停止政治改革，甚至放慢政治改革的速度，已经不可能了。

至于种种经济改造，则应当首先突出那些能够立即收到经济效果的措施，如发展服务、贸易、建筑、农业领域的中小企业。

还应当暂时放弃那些需要财政大量投入的社会措施（例如需要每年增加400亿卢布拨款的养老金改革），保持并加强对居民货币收入增加以及对现金货币流通量的控制。

在这些问题上应当采取明确立场的是当时那些负责经济工作的国家领导人。

一些政治局委员曾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而时任政府领导人对此却采取了不正常的态度并且没有加以考虑。

因此，我不能不提到自己观察到的一个情况：虽然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存在着民主气氛，相互信任的、同志式的气氛，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和进行讨论，但领导成员对自己分管的工作还是不够负责，对这些工作的要求还是不够严格。

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些年里，直到叛乱前，高层政治领导者中没有一个人因政治行为（实际上就是反改革行为）被追究任何责任和被解职。

应该被追究责任和解职的有利加乔夫‐‐尼&iddot;安德烈耶娃来信事件，亚佐夫‐‐在第比利斯动用军队，克留奇科夫‐‐攻击维尔纽斯电视中心，帕夫洛夫‐‐未经总统允许在最高苏维埃要求赋予政府特别权力，当然还有叶利钦，大家曾经期待他在1987年10月攻击政治局后会被逐出政界或被派到某个非洲国家任大使，而他却得到了部长位置，仍然是中央委员，直到他公开退党为止。

［3］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软弱和优柔寡断（驳斥对他的这些指责的主要理由是‐‐他勇敢地作出进行种种最重要转变的决定并以极大的精力去实现这些转变），而主要是因为他的理想主义，总书记历来热衷于民主方法，并相信新的领导层中的分歧基本上不会超出领导层团结一致的界限并能通过同志式的争论得到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