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自由》第一部分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国模式？

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国模式？

在关于改革的争论中经常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苏联领导人在开始改革社会时没有走中国的道路，没有采用中国的改革模式‐‐在保留原来的政治制度甚至意识形态的同时，使经济转到市场基础上来？这一问题是根据中国独特的经济奇迹提出的。

看起来这里表现出的也是俄罗斯社会意识中关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对此可以说些什么呢？首先，不应当把当时苏联领导人对社会改革的态度与中国模式对立起来。

使我们得出首先要改革经济的结论的不是关于经济作用的教条式的观念，而是对危机前国内实际情况的分析。

我和我的同事们‐‐早在戈尔巴乔夫执掌政权之前很久就曾与其共事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国家不能带着原来的经营机制和方法走上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轨道。

关于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前，在1984年1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科学实践会议上作报告时，就讲得很清楚。

他担任总书记后，一直坚持这一方针。

只要指出如下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1985年夏召开全苏加快科技进步会议，制定实现我国机器制造业现代化并为此重新分配财政资源的重要措施，在三个部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实验，发展个体劳动活动、合作组织，在企业和联合企业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自筹资金和自负盈亏方面采取实际步骤，以及在1987年夏研究并作出关于进行重要经济改革（其实质就是规定在完全经济核算制、租赁和合作的基础上实现经营活动商业化）的决定。

我们当时认为，所有这些措施两三年后可以带来实际效果，而眼下也不应忽视传统的行政杠杆的作用，不应忽视加强计划财务制度和劳动纪律、实行企业两班制和三班制、严格监督产品质量的做法，在这一背景下还研究了严厉制止酗酒和嗜酒过度行为的问题。

遗憾的是最初的意图没有实现。

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党的经济机关的情绪，在于它对经营管理方法上的种种进步变化、对1987年的改革所要求的新的经营管理形式的运用进行越来越强烈的抵制。

企业的经理们当然欢迎扩大自己的权力，况且还实行了企业经理选举制，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未做好自主经营的准备，坚决反对缩减国家拨款和有计划的物资设备供应。

各部、计委及政府的领导人都力求保留各自的权利和权限，对放弃严格的指令性计划、改革价格构成、实行生产资料批发贸易以取代生产资料的统一分配等做法暗中百般阻挠。

反对意味着经济非国有化、也意味着经济非政党化的重要经济改革的，还有主要由经营管理精英组成的各级党的机关。

总之，要进行经济改革，就必须改革政治制度‐‐首先是改革党本身，就必须使社会深入民主化，就必须有公开性和言论自由。

我国的经济改革只能作为社会改革全面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外一点是，国家领导由于陷入政治制度改革，从1988年起已不能像解决政治问题那样具体地解决经济改革问题。

这些问题实际上被交给了政府，而那里的保守情绪非常强烈。

雷日科夫‐阿巴尔金政府1989‐1990年的经济改革新尝试本来要向前继续推进，走向市场经济，但在某些方面甚至从1987年的立场后退了。

经济管理的各个环节上都有对关于共和国经济核算、价格改革和价格构成、生产资料批发贸易等建议的顽强抵制。

经济越来越成为政治的&ldo;人质&rdo;。

沿着经济改革道路向前推进的运动越来越受到政治争吵、保守主义反对派和激进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攻击的阻碍。

《奔向自由》第一部分苏共在改革中的作用

苏共在改革中的作用

这个重要问题包含着许多令人费解的东西。

改革是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后开始的，但改革是在党的领导层中响起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的呼声、反戈尔巴乔夫的叛乱实际上得到支持的时候结束的。

说到前一种情况，则不能不如此。

苏联社会曾是一个很有组织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只能按照党的倡议开始重要的改革，可能出现的、归根到底是自发的过程大多会造成不可预知的结果。

但是，党在开始改革后就不能再像改革前那样，而是应当不仅成为改革的倡导者，还要成为改革的榜样。

改革的组织者非常清楚这一点。

党的民主化是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的基本思想，这次全会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实际改革进程打下了基础，为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也为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开辟了道路。

党的非国家化过程已经开始，它逐渐脱离国家核心的角色、放弃直接管理国家一切事务的职能，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党并掌握政治工作的新内容和新方法。

无需指出这一过程多么复杂和痛苦，以及在党的机关中引发了哪些矛盾和不满，这些在1989‐1990年的中央全会以及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尤其是在代表大会后，表现得十分明显。

由于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总统，便产生了他退党的问题。

党内保守派希望摆脱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把党变为反改革力量的堡垒并在保卫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展开反对改革的斗争。

激进民主派也主张总统不再担任党的领袖，他们很想把戈尔巴乔夫拉到自己一边，以深化改革为借口使他脱离党，理由是党已变成反对改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