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族际关系的中央全会显然开得太迟了，因而未能对事态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低估了保守力量和激进力量利用俄罗斯问题搞投机的可能性。

结果，俄罗斯问题在党内被保守力量所&ldo;驾驭&rdo;，他们成立了以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的、抵制改革的反对派中心，在俄罗斯国家系统中，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占了上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其他共和国的民族运动的激进行为开始迅速升级，他们已不再客气地提共和国经济核算的口号，而是要求重新审议联盟条约（这一主张也是很有建设性的），后来又展开了争取完全的民族国家主权和退出苏联的斗争。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各民族共和国中的分离主义者起劲地赞成俄罗斯的主权，俄罗斯的叶利钦一伙主权论者则想方设法支持这些人，于是他们之间形成了某种统一阵线。

起草新联盟条约的工作似乎使族际关系方面的复杂和痛苦的过程走上了宪法轨道，但是，这项工作越往下进行就越困难，后来又受到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领导人的暗中破坏，他们发起了反对联盟中央和破坏联盟的&ldo;主权大游行&rdo;，八月叛乱的目的就是反对改革联盟，叶利钦则利用叛乱的失败来颠覆中央，使其失去实权，在最后时刻给予保留改革后的联盟的努力最强烈一击的是乌克兰为共和国独立举行的全民公决。

可见，当时所有反对改革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反对联盟，而且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尽管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支持者直到最后仍在为改革和保留联盟而斗争。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当时有没有保留联盟的某种机会？要知道，在20世纪，几乎所有多民族的帝国和国家都已瓦解和不再存在，我想，这种机会是有的，尽管很小，因为与其他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帝国不同的是，苏联的各民族，首先是它的斯拉夫骨架，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共同生活在统一的地缘政治（欧亚大陆）、经济和社会文化空间之中，这一机会就在于根据各民族真正平等、在切实可行的联邦框架内实行自决的原则来对联盟进行民主的民族国家改革，改革的失败使得这一机会彻底消失。

回到原来的联盟，哪怕是另一个不完整的联盟，无论在最近的将来还是在遥远的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可以而且应当说的是发展后苏联国家之间各方面的合作，这种合作的基础则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良好联系、传统和共同利益。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遗产和&ldo;叶利钦主义&rdo;

有一种流行相当广泛的看法，认为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内部仍在继续进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开始的各项改革，只是它们带有更加激进的性质。

不仅如此，叶利钦的某些过于热情的支持者还对事情加以渲染，说什么只是从摧毁联盟和解除戈尔巴乔夫职务起才开始了民主的改革，因为他们认为由于叶利钦时期通过了出版法才有了公开性和言论自由。

众所周知，关于大众传媒的第一部民主的法律是在1990年通过的，而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在此之前两年就已取消；人民代表的自由选举在1989年首次进行；多党制的拦路杆由于1990年对宪法第6条的修改而抬起，等等。

叶利钦在执掌俄罗斯大权后当然不能不考虑改革遗留下来的民主问题，但他的政府并未给民主进程添加任何崭新的东西，不仅如此，完全可以说是以极权主义的方式背离了民主原则，这是由于通过了赋予总统近乎独裁权力的国家新宪法，而此前最高苏维埃已经解散，俄罗斯议会遭到猛烈轰击！

关于民主深化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人所共知的、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叶利钦及其周围的人与最大的寡头们关系密切，这些寡头对国家的各项决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直接实行自由价格和大规模地将国有财产私有化成了对叶利钦的俄罗斯民主深化的最&ldo;有力的&rdo;论据，然而这种休克疗法甚至没有理由被称作改革，这其实是对已有经济的破坏，是为寄希望于&ldo;无形的市场之手&rdo;的经济混乱开辟空间，这一过程必然带有反民主和反社会的性质，必然有利于投机者和影子经济经营者、营私舞弊的各级官员，并使民众遭受巨大损害‐‐实际工资收入减少一半，储蓄贬值，失业增加等等，主要的是，这一过程不仅没有使经济得到复苏，反而使其陷入前所未有的深重而又持久的危机之中，危机的结果是1998年8月的无力支付。

叶利钦政府的政策遭到了彻底破产，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策是追求改革的，恰恰相反，主要是因为这种政策无论在目的上，还是在达到目的的方法上，都与改革毫无共同之处，它的最大目的就是尽快摧毁被等同于苏联的过去的社会主义，回到一切都由&ldo;无形的市场之手&rdo;操纵的资本主义，实现这些都要靠&ldo;革命&rdo;的手段：全面实行财产私有化，使国家对经济完全放手不管并把国家的社会职能降到最低限度。

结果究竟如何呢？我们的确离开了苏联制度，不过是带着国家极权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弊端和弱点离开的，而且失去了其社会、科技和文化成就，而我们回到的是陈腐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这里有甚嚣尘上的贪婪、腐败和犯罪，有前所未见的财产和社会反差，与实行以社会为取向的、可控的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