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西方专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苏联制度的架构是极端威权主义，或者是为了能够进行基本改革而按另一种方式安排的。

实际上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因而它潜存着可改革性的因素，甚至已经具备了改革的条件。

从表面上看，它有着代议制民主的一切架构或近乎一切架构：规定了公民自由的宪法，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联邦。

但是，在其中每一个构成部分的内部都存在着、或者与所有这些部分并存着可以抵消它们的民主内容的&ldo;平衡装置&rdo;，其中最主要的是苏共的政治垄断，没有可选择的投票选举，书报检查和警察镇压。

开始民主改革进程所需要的全部东西‐‐就是拆除这些&ldo;平衡装置&rdo;的愿望和能力。

当时，戈尔巴乔夫及其亲密助手都意识到了这种双重性，他把这种双重性形容为&ldo;口头上的民主原则，实际上的极权统治&rdo;。

他后来说，为了实现制度民主化，&ldo;什么都没有想&rdo;，用他的一位顾问的话说，只想把民主的构成部分&ldo;从装饰物变为现实&rdo;，这话适用于戈尔巴乔夫的几乎所有改革，不过，如他曾经指出的那样，最出色的范例是&ldo;使权力从垄断控制它的苏共手中转到根据宪法应当掌握它的人手中‐‐转给经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rdo;，但是，苏联制度架构的双重性不仅使它完全可以改革，而且如果没有这种双重性，甚至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和平民主化和其他改造也是不可能的，至少它们不会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并具有历史意义。

最后这一点虽然值得关注，但无法在此进行分析。

如果说本文中的论据足以令人信服，那么它就使大多数常见的对苏联灭亡原因的解释（都认为它是不可改革的）受到怀疑。

不过，这是一个更加宽泛和有争议的问题，只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伊琳娜&iddot;达维江译自英文

《奔向自由》第一部分改革与五个转型

改革与五个转型

［1］

阿尔奇&iddot;布朗

也许，历史学家们将会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争论几百年，目前，对改变世界的这七年的讨论已经引起种种误解和分歧。

在许多俄罗斯人意识中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带来的就是失望，这种普遍的失望是由在后苏联的俄罗斯被称为&ldo;民主制&rdo;的那个制度的弊端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暴富和赤贫现象所造成的。

但是，发起改革的那些人在后苏联的俄罗斯已经不担任国家官职了，所以，评价他们时要看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而不是看他们的继承人所做的事情。

有必要搞清楚改革是如何开始的，它后来又变成了什么。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是作为改善苏联制度的效用的一种尝试而开始的，它的倡导者们（首先是新任总书记米哈伊尔&iddot;谢尔盖耶维奇&iddot;戈尔巴乔夫）渴望改善现行的苏联政治和经济制度。

&ldo;改革&rdo;这一术语恰恰是在1968年捷克共产党改革派开始政治和经济改革、提出多元化思想后产生的，当时关于苏联需要&ldo;改良&rdo;这一点连想都不允许想。

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多元化理论和实践让苏联领导人感到非常害怕，他们用坦克扼杀了&ldo;布拉格之春&rdo;。

后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那些想对苏联制度进行哪怕非常微小的改变人只能使用&ldo;进一步完善&rdo;苏联政治制度或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这类婉转的词语。

&ldo;改革&rdo;一词的意识形态意味不如&ldo;改良&rdo;一词重，在苏联的保守派看来，&ldo;改良&rdo;一词具有改良主义或修正主义的隐含意义，所以在改革的&ldo;掩饰&rdo;下可以进行一切比较激进的改良。

起初，这一概念的不确定性在政治上适合那些（首先是新任总书记）真正希望实行重大改良的人，在开始阶段，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能支持改革，因为当时每个人都给改革加入了各自的意义。

随着改革的内容变得越来越激进，特别是当1988年夏季戈尔巴乔夫制度及其盟友们从&ldo;制度改良&rdo;转为&ldo;制度改造&rdo;后，这一术语的不确定性显然已不再是优点了，产生了关于更加深入的改变制度架构的问题。

这种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因为&ldo;公开性&rdo;已变为真正的&ldo;言论自由&rdo;并且一步步演变为出版自由，尽管觉醒了的社会上的政治论战主要是进行总结概括，而不是谈论具体的、应当实施的制度架构改造。

《奔向自由》第一部分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

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

在论述改革年代实行的五项改造之前，我想先区分一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区分，而是从进行比较政治学分析的角度来区分。

可以将共产主义制度的五个基本特征概括如下：（1）共产党的垄断权力；（2）民主集中制；（3）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4）公开宣布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国家将消亡）为目标‐‐这是最终的、具有合法性的目标；（5）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存在和对这一运动的归属感。

［2］在未进行改革的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里，共产党领袖和思想家们称自己的制度为&ldo;社会主义制度&rdo;，但这一事实恐怕不能成为效仿他们的理由。

同样是这些共产党领袖和共产主义思想维护者也曾把自己的制度称为&ldo;民主制度&rdo;。

在改革前的苏联，&ldo;苏联的民主&rdo;和&ldo;社会主义民主&rdo;这两个词语常常被作为几乎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

尽管把苏联的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像把它称为民主制度那么明显荒谬，但苏联领导人‐‐从列宁到契尔年科［3］‐‐把苏联的制度说成是&ldo;社会主义的&rdo;这一事实并不能提供将这个定义作为有根据的分析术语的充足理由［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