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社会主义的&rdo;这个形容词适用于范围广泛的社会运动、政党和政府，而不仅仅是其中自称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一部分［5］，这一术语不像用于苏联和那些被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核心的国家的术语‐‐&ldo;共产主义的&rdo;那么准确。

不难把共产主义制度与&ldo;共产主义&rdo;即给共产党的&ldo;领导作用&rdo;提供终极证明的无国家空想区别开来，因为按照列宁的论点，正是共产党可以提供领导不太觉悟的公民走向和谐的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理论认识和组织基础（我怀疑在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中是否有人真正相信这种未来的社会神话，然而也不能否认这一构想遗留的思想作用，它一直保留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普遍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浪潮中，这一思想甚至被当作一种理论概念抛弃）［6］，同时也不必担心&ldo;现实社会主义&rdo;（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使用的术语）时期的共产主义与&ldo;完全的共产主义&rdo;的空想会混为一谈。

如果把同一个术语‐‐&ldo;社会主义的&rdo;，比如说，用于法国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政府和改革前的苏联，这将是比把&ldo;共产主义的&rdo;这一术语用于后者更加明显的概念上的牵强和对所存在差别的更加明显的掩饰。

在改革的年代，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已不复存在，关于俄国的共产主义直到鲍里斯&iddot;叶利钦的后苏联政权建立后才结束的观点是无稽之谈，苏联是在1991年12月终止其存在的，而苏联的共产主义早在1989年就已寿终正寝，仅从上面列举的共产主义制度基本特征来分析就可证明这一点。

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在法律上于1990年3月结束，当时对宪法作了修改，取消了苏共的有保证的&ldo;领导和指导作用&rdo;，而独立的政治组织和政党的萌芽事实上在1989年就已经出现；其次，民主集中制从1986年开始就受到快速冲击，到1989年已被完全放弃：坚持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的共产党员作为竞选对手参加了大选前的斗争；第三，尽管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在改革时期是共产主义所有基本特征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但1988年的合作社法使其受到了重创，因为这个法律比1986年的个体劳动法走得还远，合作社很快就变成了稍微带有隐蔽性的私营企业；第四，戈尔巴乔夫及其盟友放弃了&ldo;建成共产主义&rdo;这一遥远的思想目标，它已从苏共的纲领性文件中消失；还有第五，1989年以后，苏联曾加入其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再存在，它已经没有谁可领导了。

本文将要谈到的五个基本转型意味着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被取消，但这些改变的实际意义更大，虽然这些转型在政治实践的层面上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但必须对它们逐个进行分析。

这里所说的是以下五个转型：（1）取消指令式经济；（2）从极端极权主义政治制度转向政治多元化；（3）结束冷战；（4）放弃苏联在东欧的主导权；（5）苏联解体。

我将依次来分析所有这些政治现象。

《奔向自由》第一部分从指令式经济到不确定经济

从指令式经济到不确定经济

显而易见，那些断言苏联不可能从内部发生改变、而且是激进改变的人是错误的。

虽然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在不同时期进行过某些经济改革，但激进改革所涉及的是那些由制度行为原则所决定的、在苏联则是因俄罗斯特有的一系列特殊情况而加剧的重大问题。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iddot;a达尔令人信服地证明，不仅指令式经济与民主不相容，而且纯粹的市场经济也与民主不相容［7］，他写道：&ldo;所有民主国家在历史上都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市场虽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也要在国家的干预下才能发生改变。

&rdo;［8］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保护各种利益的组织行为的一种反应，因为这些利益在市场成为作出经济方面决定唯一标准的情况下可能受到过大损害。

然而，纯粹的经济模式只存在于教科书中，经济制度还是要以这种或那种模式为主。

比如说，这是一种就实质来看可能是以资源集中配置为基础的指令式经济，但它同时也可能对供需规律作出让步（例如，改革前的苏联存在私人补习教师职业）。

市场经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国家调节，可是其运行逻辑又与指令式经济不同。

任何一种市场经济本身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完全可能存在公有制成分，比如国有铁路或属于地方政府所有的机场，而且国家通常要针对市场的变化进行相当大的干预，如规定对烟草产品征收高额税费，以降低吸烟对健康的危害。

从指令式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毕竟是一大进步。

&ldo;转变&rdo;这一术语用在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有道理的。

在苏联存在着一个极大的矛盾，一些人努力要使现行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而另一些人则力求主要用建立在其他原则之上的市场经济取代这一制度，结果，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大多数经济法律，如1987年的国有企业法和1988年的合作社法，尽管是按照良好的意图制定的，带来的却是良好意图以外的后果，在长期存在的苏联指令式经济的条件下，不可能轻而易举地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后苏联的俄罗斯经历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需要使大多数价格达到市场水平的时刻必然到来，改善旧的&ldo;行政指令体制&rdo;的尝试也必然被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的转变所取代（尽管有人经常毫无根据地批评戈尔巴乔夫利用了&ldo;市场经济&rdo;前面的&ldo;可调节的&rdo;这一形容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