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思想心理定式以及政权的政治信用受到（不同）冲刷的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所发生的许多事件：

关于斯大林发起的&ldo;大规模恐怖行动&rdo;的材料在苏共第二十大后开始广为人知，当时曾用&ldo;斯大林个人崇拜&rdo;的委婉词句来加以掩饰，而后来在列&iddot;伊&iddot;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又试图使这种&ldo;崇拜&rdo;复苏；

苏联出兵镇压1956年匈牙利起义和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ldo;布拉格之春&rdo;；

苏联干涉阿富汗内政，其结果是苏联军队长期在该国领土作战；

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其高峰期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广大居民有机会将苏联生活条件与国外进行比较，并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

庞大特权体系造就的管理阶层（官员阶层）与大多数居民在生活条件上的不平等日益加剧；

由于货币发行量超出商品流通所需货币量以及徒然使用行政手段遏制通货膨胀，引起一些地区居民的肉类和奶制品供应中断。

引起公众意识上的极大反感的领导干部更替滞缓，被解释成必须保持政治方针的继承性和稳定性，由此产生的执政上层老龄化超出了一切合理界限，使最高权力机关变成了对国内和国际种种现实进程一无所知的&ldo;长老会议&rdo;。

结果，相当多的居民对所选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道路是否正确、所实行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是否符合宣布的原则、执政阶层是否有能力顺利完成国家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任务产生严重怀疑，作为对既成情况同时也是对官方观点的一种反应，在社会上开始形成对外国（首先是经济发达国家）的理想化认识，认为这些国家没有矛盾和问题，就像一片繁茂的绿洲，以它们为榜样将保证会有幸福的未来。

《奔向自由》第一部分改革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2）

这种情绪由于公民的社会地位、职业、教育程度和生活条件的不同而表现各异，对现状反应特别强烈的是知识分子。

在50‐80年代，苏联知识分子占人口总量的比例不仅与西方最发达的工业国的知识分子比例持平，而且在一些指标上超过后者，苏联的知识分子和政权之间本来就很不简单的关系也因此获得新的强有力的推动。

一方面，知识分子对苏联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流动和职业自我实现机会给予积极的评价，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自我肯定和创造积极性与管理机构日益低下的效率、专业知识缺乏、官僚主义以及被提升到苏联官方意识形态高度的反知识分子倾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令知识分子，或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难以忍受的是，他们的社会地位被人为地降低，脑力劳动被鄙视为非生产性劳动，脑力劳动的报酬被有意降低，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受歧视等等。

尽管苏联官方对需要其积极合作的某些知识分子群体给予优厚的物质收买，但其总的指导方针仍具有相当明确的反知识分子倾向，虽然不像制度建立初期那样明显，知识分子被视为潜在的不稳定的社会根源而受到严密监视，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相应的反应。

同时，变得更加复杂的知识分子内部结构不能不导致利益的分化，并因此导致知识分子在社会立场、继而是政治立场上的分化。

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价值是可以在一定的生活水平下相对稳定地从事创造和职业活动，这种生活水平虽然不高、与劳动贡献也不相符，却可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必要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制度和具体政策上的明显不足被视为某种次要的、附带的和可以纠正的东西，对苏联政治制度及其架构和规范的批评没有超出比较温和的范围，其实并不具有破坏性。

然而，随着苏联制度危机的加深及其内部矛盾的加深，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起主导性影响。

对于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苏联制度的消极性质已经具有决定作用，这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最为活跃，他们与政权体制、最终与苏联整个政治制度越来越疏远。

随着非体力劳动的作用越来越大，其作为制度安宁和稳定因素的意义越来越重要而权力机构对此越来越不重视，这种疏远也日益加深。

如果套用一句著名的经典表述，可以说，苏联政权在创造出新的知识分子、扩大其队伍进而加强其在社会上的作用的同时，也造就出自己的&ldo;掘墓人&rdo;，这一点在曾经保证苏联制度发挥作用的主要连接机制松动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种情绪的表达者是起初很不定型、后来被称为&ldo;60年代知识分子&rdo;的流派，还有边缘状态的&ldo;持不同政见者&rdo;群体，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在苏联改革的最初阶段成为改革思想的积极表达者。

这些年来，苏联的行政工作者、经济工作者和党的工作者这类有影响的人员中发生了复杂的变化，由于国家对所有生活领域实行全面监督，此类人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其结构有了重大改变，被称为党的经济工作骨干的那部分人比重不断增大，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强，逐渐把纯粹政治&ldo;演说家&rdo;排挤到第二位。

这一群体的代表的个人特征上也发生了改变。

由&ldo;上级&rdo;委派领导一切活动的不十分在行的工作人员、专家的职位，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具有高等学历的&ldo;讲究实效的务实的专业人士&rdo;‐‐&ldo;技术人员&rdo;所占据，这些专业技术管理干部不太关心意识形态，但却精通业务，他们看重有助于其社会升迁的权力，却又不愿意受到党的机关的琐屑监管，不满意管理决策无谓的集中化和官僚化，同时，这一群体中的那种牢牢抓住已掌握的职权并将其据为己有的欲望日益增强。

因此，即将发生的改变主要被解释为能够提高和巩固他们已获得的社会地位、又不破坏业已形成的权力关系基础的一系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