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越来越多的人文知识分子代表补充进各类管理者行列，苏联政权需要他们来增光添彩，他们在为苏联政权服务的同时，也把知识界所形成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喜好带入权力机构。

他们中许多人追求的目标不同于在苏共的经济骨干队伍所形成的目标，在这些目标中相当重要的是渴望清除苏联社会制度的弊端，恢复其价值基础，大大提高管理决策的有效性，复苏已呈休眠状态的反馈机制，从而克服苏联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疏远。

正是在这些人中形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伊始所需要的第二支积极分子队伍。

民族关系方面的矛盾也在加剧。

苏联官方曾认为国内民族问题已基本上得到解决，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和其他所有问题一样隐藏在深处，以至于其爆炸性的危险不是更小，反而更大。

苏联民族问题的客观基础是由其民族结构的特点所造成的，这种民族结构的特点不仅在于民族的多样性，还在于俄罗斯民族的显著（在数量上，很大程度上也在文化上）优势。

在苏联，尤其是在俄罗斯联邦，社会生活的族际化是通过使在那里定居的许多民族接受俄罗斯语言、俄罗斯文化传统、俄罗斯精神气质来实现的；反过来，由民族边疆区特别迅猛发展的生产力所带动的人口地区流动，则首先呈现为大量俄罗斯移民或讲俄语的移民涌入原本紧密的民族共同体当中。

正是在这些人中形成了新的工业劳动者的基本队伍，首先是技术知识分子的骨干。

这种发展从长远的角度看无疑是积极的，但它造成了使民族差异表现为社会差异的局面，有相当多的管理干部以及人文知识分子主要来自当地居民，而在生产部门就业的工业中心的居民基本上是俄罗斯人或讲俄语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各社会群体之间利益上的任何差别都必然带有民族色彩，而对生活方式骤变的本能反抗（很大程度上受世界进程影响）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具有抵制强制推行俄罗斯语言和文化以及目标明确的俄罗斯化的形式。

这方面还有许多主观因素。

苏联从建立初起推行的双重民族政策起了消极的作用。

一方面，苏联宣布并且部分实行了按地理区域确定民族共同体独特性的方针，这表现为划分所谓的冠名民族，成立各种自治共同体并赋予其许多准国家的配置，大力培训民族文化和管理干部，这种&ldo;民族‐地区&rdo;构成体的存在促使&ldo;冠名民族&rdo;形成了渴望自我认同的民族感。

而另一方面，这种政策的内涵由于在政治和经济决策上的中央高度一元集权制、对民族地区特殊利益的忽视以及特意实行的旨在加速民族融合的政策而毫无意义。

此外，人为划分的&ldo;民族‐地区&rdo;构成体等级（其实质就是民族等级）已变成一种多层次的心理伤害体系，它使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感到自己不如俄罗斯民族，使自治共和国的民族感到自己不如加盟共和国的冠名民族，而使没有形成本民族区域的少数民族感到自己不如其他所有民族。

直接违背所宣布的民族政策原则、公认的道德和国际法准则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一个又一个民族的镇压，是国家煽动的反犹太人运动以及权力机关的其他类似行动。

经济政策也产生了双重作用。

其重要的中心环节之一是有着自身根据的民族边疆区优先发展工业化的政策定位，这种政策定位一方面使民族边疆区地方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活方式迅速遭到破坏（从而激起当地民族和族群对一切&ldo;外来&rdo;事物的排斥）；另一方面也使俄罗斯&ldo;宗主邦&rdo;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它为多民族共和国付出了巨大资源，因此相当多的俄罗斯居民都认为这些共和国是沉重的包袱，甩掉它会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

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在苏联时期形成并壮大的知识分子成了积聚的民族矛盾的主要表达者，他们对即将发生的改变应当是怎样的抱有各自不同的认识，不仅涉及地方同中央的关系，而且涉及各加盟国之间和自治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认识在强大中央政权尚存时没有彰显出来，即便有所流露，也是采取比较和缓的形式，但它们对政权架构的潜在压力却越来越大。

《奔向自由》第一部分改革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3）

绝大多数群众的不满在这一时期还不明显，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已经指出的与政权的疏远，大多数人不愿意采取积极的抗议行动，但也不打算在&ldo;上级&rdo;遭到攻击时出面保护。

其中那些活跃分子也没有稍微明确一点的目标定位，人们已经认识到应该反对什么，而要回答应该争取什么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但在此时已有最初的迹象表明，争取改变苏联社会现状的运动正分化为各具不同价值体系的思想流派，其中有革新社会主义派、传统民族主义派和西方新自由主义派。

这就是米哈伊尔&iddot;谢尔盖耶维奇&iddot;戈尔巴乔夫出现在苏联大政治领域时所面对的国内局势。

目标

历史证明，当大多数人渴望改变时，能够发现并表达他们意愿的领导人就会出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前台。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情况正是如此。

名气不大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件事，从一开始便引起锐意改变的莫斯科舆论界的关注。

对他的好感来自许多方面，既有在众多&ldo;克里姆林宫长老&rdo;衬托下尤为突出的年轻优势，也有在他所达到的层次上十分罕见的杰出才智，既有对周围人的亲切友善，也有他对乐于接受和思考的新信息的开放态度。

米&iddot;谢&iddot;戈尔巴乔夫所走过的生活道路也对他有利。

他出身&ldo;外省&rdo;，来自劳动基层，十分了解莫斯科环路以外的现实生活，他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经历过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二十大和&ldo;解冻&rdo;以后的动荡岁月的磨炼，他在苏共各级管理机构的工作经历，使他切实了解这一机构的运行的机制与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