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与问题

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一一尽述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所实行的一切变革措施。

在这方面足以说明问题的是，虽然在改革过程中对苏联进行的革新比最初想像的要复杂，但国内在改革的不长时期内还是发生了重大的积极的改变。

结束历时几十年的冷战，签订削减最危险的武器种类的重要协议，同大多数经济发

达大国的关系实现正常化；苏联向世界开放，不再干涉别国事务；苏联的那些受到严重危机威胁的盟国的人民获得实际的选择自由；在所实行的政策的范围内，旷日持久、可能引起爆炸性后果的德国统一问题得到较为顺利的解决，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

《奔向自由》第一部分改革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4）

社会摆脱了束缚它的&ldo;枷锁&rdo;，在精神上和政治上获得解放；在民主改造道路上实现

突破，奠定了以代议权、执行权和司法权分立以及多党制和差额自由选举为前

提的正常的政治制度的基础；通过立法确定出版和信仰自由，取消对出国旅行的限制，

宣布人权为最高原则。

开始向多种所有制成分的经济发展。

为经济积极性的发挥创造了前提条件：使生产者的经

济自由合法化，削弱对外贸易垄断壁垒，允许建立有外资参加的合资企业，开始在

国有大型企业运用市场原则，采取刺激合作社和中小企业的措施。

当然，现实生活所要求的一切还远未做到，然而已经为苏联的社会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像改革这样异常复杂的改造过程出现错误和失误在所难免，它们当中有一些已经在发展中得到纠正，而另一些比较重大的错误和失误则对改革的命运造成负面影响。

没有建立起能积极坚持和保卫种种改变的有效的公民社会机构，同时干部的更新也没

能彻底完成。

结果，改革的命运在很多情况下掌握在内心敌视改革的人手中；对这

些人的抵制往往很少且效果通常不大。

不能空喊一些流行口号，哪怕是最迫切和最崇高的口号，还要使大多数人的物质生

存条件得到起码的、而且看得见的改善，只有这样才能指望深入的改革受到群众的

支持，否则以深入改革为基础的方针必然被人们视为空谈或明显的欺骗。

然而这方面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却为时已晚，因此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生产合作社制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却蜕化为吸食国有企业血液的原始寄生方式；小企业也停留在以分配为主的初级层面上。

没有充分考虑到深入改造经济必须采取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特殊手段，以把货币量严格分为现金货币量和非现金货币量为基础的原有稳定模式已被打破，而新的模式尚未建立，大量纸&ldo;币&rdo;通过已经出现的漏洞（可以顺利地将非现金货币转为现金货币）喷涌出来，所有待售商品几乎一扫而空。

为此而采取的遏制通货膨胀的行政措施引起了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生活必需品开始脱销。

负责解决这一问题的管理机构表现出缺乏专业素养，如当时所谓的帕夫洛夫货币改革（以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瓦&iddot;帕夫洛夫的名字命名）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他所采取的强制兑换100卢布面值纸币的做法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引起了社会的强烈愤慨。

市场失衡对千百万人的生存条件造成打击，从而引发了普遍的社会不满浪潮，这种不满也影响到人们对改革的态度，最初的热情开始被失望所取代。

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矛盾、首先是民族间矛盾的尖锐性，而这些矛盾对后来事态的影响却越来越明显。

上面所谈的积压已久的民族问题浮现出来，同时，已形成的联邦关系结构致使这一过程即刻演变为追求&ldo;真正的主权&rdo;，即争取完全脱离苏联，而在下一个阶段则是完全脱离俄罗斯的民族分离运动。

民族分离取向越来越明显地带有反俄罗斯的倾向，这种取向在达到极端程度以后，开始转变为希望加入其他跨国机构（有些是西欧组织，还有些是突厥组织，或者更广泛些，是伊斯兰组织），有时则转变为谋求对本地区少数民族及相邻地区的地区霸权。

为这一过程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是，一些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最高层官僚纷纷转向民族主义立场，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小集团利益。

在早些的&ldo;停滞&rdo;时期，他们形式上的族际主义其实只是掩盖民族利己方针的幌子；因此，随着苏联社会制度危机而出现的原有意识形态模式的瓦解，并没有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在这些人中造成绝对真空，而是使早已形成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联盟浮现出来。

结果，从前的&ldo;族际主义者领袖&rdo;没有经过任何内心冲突便一下子变成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上面所说的都是领导层失误的结果，但也有一些同样严重的错误应归咎于知识分子、首先是其创作上层这一社会群体，因为他们最先成为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一直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的主要表达者。

现在，这一群体的许多代表已忘记（或者假装忘记），他们当初曾怀着怎样的热情和希望迎接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并怎样积极地支持改革。

当时这些知识分子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之所以支持改革，是因为几乎得到了改革前所追求的一切：脑力劳动不再受贬低，民主架构和民主程序得以建立，可以积极投身社会政治生活，自由创作，可以不受限制地出国旅行并同国外保持业务和私人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