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过去可以说，了解当时苏联改革命运的钥匙是经济、政治和思想改造的关系以及这些改造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常常爆发的争论‐‐改革可以而且应当在何种程度上步中国改革之后尘，是在以简单和歪曲的方式提出这个&ldo;关键问题&rdo;。

这种提法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改革者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现实情况。

然而这种提法仍然反映了问题的实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悲剧性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能够、不善于或不愿意把过重的&ldo;最高任务&rdo;分解为各个专门部分，把这些部分排一下队，避免&ldo;仓促行事&rdo;，不企望一下子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回顾往事，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行动次序实际上是：意识形态革命‐‐政治改革‐‐经济改造。

这里有其合理性，因为业已形成的国家主义的行政指令体制是一个靠教育打造在一起的整体，它打消了对其局部改革的想法；但同时在所有战线发动进攻所造成的过重负担，带来了难以承受的风险。

此外再加上在多民族、多宗教和多文明地区爆发的民族矛盾，迅速形成的保守和激进的反对派不惜一切手段夺取政权的行动，&ldo;欧洲社会主义体系&rdo;这一保护层的迅速瓦解，目的在于&ldo;消灭苏维埃帝国&rdo;的外部强大势力，使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没有多少可能坚持下去并将已开始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即使在相对单一的苏联社会，也只有通过各种思想政治方案的激烈交锋才能摆脱国家主义的制度，积极参加这一交锋的有各种势力，包括外部势力。

当然，他们胜出的几率取决于他们拥有的相应资源和潜力，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后期苏联精英的各个部分：党政干部、经济工作领导人、著名知识分子代表、&ldo;新浪潮&rdo;社会和政治活动家、影子经济人士，甚至还有刑事犯罪团伙头目。

每一部分苏联&ldo;上层人士&rdo;都力图将停滞社会蓬勃开展的改革纳入对自己有利的轨道，所有人都匆忙表明对未来的态度，许多人拿出了自己的社会方案，他们有一个最小公分母：指的是把苏联地位变为后社会主义人类共同体中的权力和财产。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改革作为走向新制度的具有一定理性的运动是在1985年3‐4月之后很久才开始的，那么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前一年半做了些什么呢？在这个&ldo;前改革&rdo;时期（1985年春‐1986年秋）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把新生活引入衰老的苏维埃制度的无望尝试。

《奔向自由》第一部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2）

严格地说，苏联的&ldo;前改革&rdo;不是开始于戈尔巴乔夫，而是从他的前任和保护人尤&iddot;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82年11月）后开始的，安德罗波夫把戈尔巴乔夫看做其继承人，正是从那时起&ldo;……在执政精英中出现了使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彻底现代化的意向，然而力量在&lso;上层&rso;的分布，意识形态上对特定价值体系的依恋，使得可能发生变化的余地相当有限&rdo;。

［2］

安德罗波夫执政时间的短促（实际上一年左右）使得他无法比较准确地确定采取的新措施的范围。

但我们知道这些新措施的逻辑和内在界限。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当时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在与其一位顾问进行坦诚交谈时说：&ldo;……我完全相信：只有在我们真正把经济推向前进之后才能触动国家。

&rdo;［3］不过，安德罗波夫的政治革新纲领（&ldo;触动国家&rdo;）是浮浅和有限的：扩大苏维埃的权力，经济工作领导人实行选举制［4］。

当时与安德罗波夫谈话的人，即这段引文的作者格&iddot;雷&iddot;沙赫纳扎罗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

1988‐1991年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91年任苏联总统顾问。

1992年起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综合问题研究组负责人。

‐‐编者注是安德罗波夫&ldo;宠爱的&rdo;顾问，他不同意上司的主要方针。

他认为，不进行政治改革任何重要的经济改革都是不可能的，一切都会被抱成一团的苏维埃官僚们扼杀在萌芽之中：苏联的&ldo;统治阶层已经僵化，生活得不错，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有何必要改变什么&rdo;［5］。

两位在党内飞黄腾达的苏维埃精英的杰出代表人物（上世纪80年代末格&iddot;沙赫纳扎罗夫成为米&iddot;谢&iddot;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成为其为数不多的顾问和所信任的人之一）很久以前的这场争论，像一滴水一样反映了苏联&ldo;前改革&rdo;战略的基本矛盾，20年之后这一矛盾戏剧性地占据了首位：是否可以逐步地、比较有秩序地、按照中国的模式改革苏联社会，或是应当全面出击，一蹴而就。

当然，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邓小平的改革截然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苏联不是中国，而且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有可能根本不适宜在&ldo;六分之一&rdo;的土地上做，但问题依然存在。

确切些说，在对苏联改革战略的这一决定性选择后面隐藏着成堆的问题。

实际上苏联改革即加速奔向自由就从这一点开始。

在前一年半中，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只是接近了分水岭，基本上完成了其前任的纲领，1985‐1986年间行为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安德罗波夫的方针和思想政治遗产所决定的，基本取向是‐‐保持制度的稳定和&ldo;揭示社会主义的创造潜力&rdo;，后来这一点在&ldo;加快我国社会经济发展&rdo;的口号中得到了体现。

可见，问题甚至不在于经济改革，而在于用&ldo;专家治国论&rdo;调整现有的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在政权&ldo;日渐瘫痪&rdo;的情况下已经松动［6］。

坦率地说，已经不紧密了，但常言说得好，有什么就吃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