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入更积极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阶段后，苏联对社会民主党的管理经验产生了兴趣。

1988年6月苏联专家小组（阿巴尔金、阿甘别吉扬等）抵达瑞典，目的是学习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活动的经验。

这一专家小组提交了详细的报告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在改进管理、计划和经济机制委员会会议上进行过讨论，委员会同意关于在本国实践中有可能利用瑞典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的研究组织计划。

1989年9月在莫斯科再次与瑞典人就这个问题举行了会谈；当时决定成立若干个共同工作小组来具体研究一些问题，如改造税收体系、发展合作制、所有制形式、价格形成政策等。

苏共中央书记处于同年12月通过了《关于学习社会民主党的实践经验》的决定，批准了近两年的活动计划（这一计划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未能实施）。

在党际接触发展的同时，苏联社会科学对作为政治运动的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研究兴趣不断增长‐‐为此出现的既有新的机遇也有新的动机［16］。

早在1970年代末就成立了社会民主党研究跨部门委员会，委员会领导人为亚历山大&iddot;加尔金教授。

该委员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促进对社会民主党的研究工作，帮助克服对于社会民主党的过时的、歪曲的看法，发展与接近社会民主党的学术理论中心的合作。

参加该委员会的有科学院一些研究所的代表，其中包括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该所在鲍里斯&iddot;奥尔洛夫的领导下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社会民主党问题的研究工作并出版了情报分析材料汇编。

《奔向自由》第一部分戈尔巴乔夫改革与国际社会民主党（4）

1988年12月由古斯塔夫&iddot;海涅曼科学院（弗里德里希&iddot;艾伯特基金会教育中心）在西德弗罗伊登堡市组织的讨论会成为开始向新型关系过渡的证明。

参加讨论会的有来自10个西方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以及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执政党的政治家和研究人员。

会上讨论了上面提到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共同文件《意识形态争论与共同安全》中提出的问题。

会议认为，不应把这份文件看做是两德之间的，文件具有国际意义。

社会民主党方面为会前一个星期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讲话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援引了他的一段话：&ldo;现实生活要求摒弃陈规旧矩和过时的观点，丢弃幻想。

&rdo;［17］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同文件的思想作了评价。

&ldo;这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文件&rdo;，‐‐扬&iddot;韦尔斯姆（荷兰工党）说。

附和他的意见的埃普勒（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说：&ldo;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一文件根本不可能问世。

&rdo;

党际讨论中出现了新阶段：起初意识形态问题被排除于讨论之外；然后这些问题被列入讨论之中，但当时首先关注的是差别；现在提到首位的是某些一致的方面，而且这种一致开始不断扩大。

一些与会者指出，从这一观点来看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共同文件已经落后于事情的发展，应当继续前进，消除互相印象中&ldo;敌人的形象&rdo;。

与托马斯&iddot;迈耶尔（时任苏联科学院院长和讨论参加者）的谈话历历在目。

他说，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合理组织社会（在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方面）的意图与人的自由发展的原则之间的矛盾，试图解决这一矛盾的尝试导致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歪曲，使其在一些情况下变为国家极权主义，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变为无政府主义；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于必须承认：这一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应当追求的不是某种终极和谐状态‐‐无法达到的目标，而是要试图缓和这一矛盾，其中包括把市场与&ldo;严格的计划&rdo;结合起来。

迈耶尔说，如果赞同这一点，那么&ldo;我们将拥有共同的社会主义讨论园地&rdo;。

尤里&iddot;克拉辛（时任苏联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关于在1989年共同纪念作为&ldo;共同遗产&rdo;的第二国际100周年的建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人的脑海中还清晰地记得苏共在长期宣传中对第二国际的侮辱性评价）。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奥托&iddot;雷因戈尔德赞同克拉辛的建议，埃普勒立即表示支持这一想法，并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定会赞同。

当时即在1988年12月，在波恩签署了关于在莫斯科开办弗里德里希&iddot;艾伯特基金会代表处的协议，基金会驻莫斯科代表处的开办仪式于1989年4月举行，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福格尔参加了仪式，1989年5月在莫斯科成功举办了纪念第二国际100周年的名为&ldo;劳动世界与人类命运&rdo;的国际研讨会。

在苏共中央的&ldo;十月&rdo;饭店（今为&ldo;阿尔巴特&rdo;饭店）圆桌旁就坐的有来自苏联、东欧国家和西方社会民主党（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瑞士、瑞典）的代表。

讨论相当激烈而友好，所有人都互称&ldo;同志&rdo;，坦诚地、毫无保留地表明自己的看法。

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部（布拉格）建议瑞士社会党人让&iddot;西格列尔和笔者继续进行对话，并将对话在杂志上发表［18］。

对话内容相当尖锐，因为作为左派社会党人的西格列尔不喜欢耍外交手腕，建议讨论最棘手的问题。

他在给予苏联改革以应有的评价（&ldo;令人关注的进程，就像凝滞的、寂静的冰川上的火山爆发&rdo;）的同时，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认为苏联改革会由于不断遇到严重阻碍而难以为继，因为在这位对话者看来，在保留一党制的情况下这些阻碍是无法克服的。

但他作了如下表示：&ldo;我作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盼望有一天在社会党国际的各个机构中能有苏共的代表。

&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