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日内瓦高级会晤连美苏关系中的一个&ldo;大&rdo;问题也没有解决，但里根认为会晤是成功的。

里根欣赏戈尔巴乔夫，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差别，于是他产生了希望，认为他们最终将找到共同语言，他还认为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赞同美苏两国公民进行更广泛更频繁的接触，而这是他的前任所不允许的。

两人在日内瓦会晤时签署的关于扩大交流的协定，对于减少美苏两国普通公民之间的不了解和不信任逐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85年还没有公开地谈论改革，美国人关注着戈尔巴乔夫极力推行的禁酒运动和&ldo;加速发展&rdo;。

尽管禁酒运动的目的是值得称道的‐‐如果苏联人少喝一些酒，他们的健康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但运动所采用的是无效的手段。

人们的感觉是，苏联官员们从美国1920年代&ldo;禁酒法令&rdo;的失败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至于说&ldo;加速发展&rdo;，在缺少物质刺激的情况下，苏联公民反对强迫他们更紧张地工作的企图。

美国分析人员指出，苏联领导人的决策没有取得所希望的结果，但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足以使他在以后愿意时进行更重要的改革。

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了1986年3月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新纲领之后指出，这一纲领&ldo;为戈尔巴乔夫提供了新的机会&rdo;，并&ldo;明确提出必须制定新的政策使国家摆脱停滞状态，但没有拿出具体的行动计划&rdo;；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还指出，&ldo;从纲领来看，党的领导人认为加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改善对外政策前景的重要因素&rdo;。

1986年纲领的重要特点（这些特点使人们想到了经济问题优先）之一是，纲领中关于对内政策的一节放在了关于对外政策一节的前面，而在1961年纲领中处于第一位的是对外政策［1］。

在1986年，与改革相比公开性政策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关注，而且改革一词本身就很少被提及。

中央情报局8月份的一份报告结论指出：

戈尔巴乔夫显然认为，在大众传媒上更公开地谈论国家内部问题有助于动员舆论支持他的诸如反对酗酒、贪污受贿和犯罪等政治倡议，使讨论经济改革合法化。

戈尔巴乔夫还要求公开讨论精英们所固有的缺点，以迫使官员们按照他提出的新标准行事［2］。

报告同时指出，&ldo;戈尔巴乔夫追求公开性有着明确的界限，正像所预料的那样，苏联大众传媒缺少对苏联领导人的批评&rdo;。

报告还指出，公开性&ldo;蕴含着对政权和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危险，把社会问题拿来让舆论公开评论有可能助长知识分子中的社会动荡过程，引来可能摆脱控制的下层的批评&rdo;。

1986年9月美国情报共同体发布了一份题为《协商一致的情报评估》的文件，对戈尔巴乔夫近两年（1986‐1988）将要推行什么样的对美政策进行了预测，得出的结论是，&ldo;戈尔巴乔夫政权的目的是按照缓和的模式重建与美国的关系，以便减轻军备竞争的负担，从而有助于完成国家经济恢复的任务&rdo;。

当然，这条道路并不轻松并会在莫斯科引起争论，但正如文件中预言的那样，&ldo;戈尔巴乔夫有强大的政治阵地，足以使政治局在支持他关于对美关系的倡议和决策方面达成协议&rdo;。

［3］

一个月之后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了两天的会晤。

这次会谈的话题主要是核武器和导弹防御，他们几乎同意在近10年中销毁核武器。

然而两位领导人拒绝在相互关系方面采取重要步骤，从最初印象来看，会晤以失败告终。

然而现在回头来看可以说，通过这次会晤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关系发生了转变，因为他们都认识到，对方真正关心停止军备竞争，特别是核军备竞赛［4］。

多次推迟的苏共中央全会终于在1987年1月召开，这次全会使美国情报机关的分析人员相信，戈尔巴乔夫确实考虑在苏联进行&ldo;制度改革&rdo;（原先分析人员认为，他只是打算作一些不触动苏联政权制度的改变）。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87年3月11日即在苏共中央全会近一个半月之后（而这让人想到报告的结论是经过激烈争论之后作出的）提交的报告中得出了如下结论：

戈尔巴乔夫试图向国家的制度结构注入新的活力，以便清除有效实施经济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他明确表示，他不打算限制党对于政权的垄断或党内最高领导人的权力。

他的建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组织人民对基层保守派官员施加压力和使居民产生政治进程参与感，赋予制度更大的能量……

全会清楚表明，现在主动权掌握在戈尔巴乔夫手中，他在政治方面是强大的，足以使他公开要求对政治方针作重大改变并进行制度改革。

然而在转入进攻之后，他与更保守的势力发生公开冲突的风险不断增大……他的纲领和他本人的政治前途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5］。

1987年6月举行的下一次苏共中央全会成为通过戈尔巴乔夫纲领的又一个步骤。

关于这次全会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通报说，&ldo;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6月的中央全会上和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取得了重大政治胜利，使跨时代的综合经济改革纲领获得赞同，并使领导层发生了变化，从而使他有可能更好地控制政治进程&rdo;。

美国中央情报局指出，关于在1988年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决定&ldo;有可能使他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央委员会内的阵地，他的拥护者正在那里同试图限制改革的规模并拖延改革进程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保守派进行斗争&rdo;。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