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正在形成中的新经济体系基础之上的经济尚未稳定之前，就爆发了政治危机，叛乱葬送了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苏联和谐革新的希望。

我在本文中回顾自己的思想演变，是因为我认为这会使我们对许多俄罗斯经济学家在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有一个认识。

我作为受过&ldo;察戈洛夫学派&rdo;培养教育的人，完全接受关于所有制是任何经济体系决定性因素的理论。

对我来说，苏联社会主义相应地等同于尚未充分成熟阶段既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直接社会生产模式。

我认为必须以商品方式补充计划性这种生产者联系方式是直接社会关系不成熟的表现。

我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同奥&iddot;季&iddot;博戈莫洛夫、eА安巴尔楚莫夫、阿&iddot;帕&iddot;布坚科、op拉齐斯、Гc利西奇金、В沙斯季特科、Юc希里亚耶夫、尼&iddot;彼&iddot;什梅廖夫、亚&iddot;谢&iddot;齐普科等学者在一个研究所工作，这不能不对我的观点产生影响，但是我只是数量上而不是质量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受&ldo;商品派&rdo;思想的&ldo;影响&rdo;。

不错，我曾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的自由程度应该提高，商品关系领域应该扩大，但是应&ldo;在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组织之内&rdo;。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力推动了对我们长期坚持的理论观点的反思。

我&ldo;突然&rdo;注意到，我国形成的&ldo;现实社会主义&rdo;模式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方案有着质的区别。

等级制的经济体系的结构（以前&ldo;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rdo;是计划管理并不重要的特点）原来是这一体系根本性的、内容丰富的特征，正是这个特征决定了其现实的经济主体以及生产关系内在性质，而生产关系的中枢神经竟然是争取上级提供的资源最大化和上级下达的计划任务最小化的斗争。

我把公式颠倒过来：不是所有制形式决定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揭示了所有制的实质。

我明白了，在等级制各级之间简单的数量上的权利再分配，不能改变有目共睹的经济效率低下的体系。

我终于明白，应该提出国民经济配套的市场转型。

《奔向自由》第二部分在黑屋子里逮住黑猫容易吗？（3）

我成为&ldo;商品派&rdo;后，并没有停止怀疑对苏联体系一部分一部分地改革的尝试（而且是随心所欲的尝试）。

不，我并不反对合作社，但我认为，这不过是治标的办法，而且如果不能防止这一新的经济体寄生于国有经济部门机体上的话，这个办法还可能是危险的。

我的有些同事认为，在改革时期对以发展苏联人被以前的体制扼杀了的私人经营本能为目标的&ldo;小&rdo;步重视不够，我对这种看法并不赞同。

我认为，为发展小企业创造条件应有机地同整个经济改革的过程结合起来。

同样，中国道路如果是指从孤立地改革农业开始改革的话，对我们也未必合适。

对苏联这样以重工业结构为主的国家来说，这样的运算方法会使经济严重变形。

我很快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国有企业转变成真正的市场动机以及建立适合于新的经济条件、保证不同生产门类劳动力和资本作必要转移的架构。

我根本不相信符合社会公正原则的迅速私有化（更确切些说，我知道这样的私有化行不通），因此执著地寻找苏联国有经济部门转向市场运行方式的途径。

我逐渐发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其基础是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且将股份交给若干专门的国有控股公司管理（甚至一个国有控股公司管理）。

最后，越往后我越担心一个问题：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如何缓解经济的结构性休克？当时已经清楚，一旦市场真正起作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生产结构就将土崩瓦解。

我终于明白，与形成适合新情况的生产者动机以及建立劳动和资本市场相关联的制度性改革应该尽快进行，而经济活动许多方面的开放则要逐步进行，使市场力量的作用分摊开来。

我关于苏联经济改革最佳方式的看法的演变，看来还有其他学者观点的演变都不是脱离事态实际进程的，而是在事态实际进程最直接影响下进行的。

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新东西学得很快，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始终跟不上瞬息万变的事态发展。

在叛乱后及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新的政治背景下，叶&iddot;盖达尔的&ldo;休克疗法&rdo;标志着&ldo;察戈洛夫学派&rdo;离奇的报复，而且是该学派极端形式即&ldo;黑辛式的&rdo;报复。

只是要打上相异号。

我们又听到了耳熟能详的讲话，所有制形式（指私有制）起决定作用，生产者联系形式（指市场形式）不应被与它格格不入的添加物（指工业政策作出的修正）蒙上阴影。

最后有人含糊其辞地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改革派雄心勃勃的目的确实达到了：我们生活在另一个国家里，我们生活在俄罗斯，而不是苏联，不是生活在一个超级大国里，而是生活在一个苦苦挣扎、竭力不落入第三世界行列的国家里，不是生活在一个强大的科技强国里，而几乎生活在一个靠供应能源为生的世界经济边缘国家里，而经济已不再是行政指令经济，而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符合19世纪末的模式。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会被问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能不能是另一个结果呢？在&ldo;这间黑屋子里有那只要找的黑猫吗？&rdo;我们能逮住它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容易，尤其是在还没有弄清楚我们要找的是什么样的&ldo;猫&rdo;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