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他开始领导后，一切实际上都并不简单。

政治上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像&ldo;改革&rdo;这样急剧的转折，当然需要时间，使改革的倡导者及其周围的人的头脑里酝酿成熟。

应该承认，这个转折开头就糟透了，用一种已与我们当局，包括其最优秀、最能干的代表水乳交融的方式进行。

转折一开头就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马上使全国有头脑的人警觉起来，因为转折是从臭名昭著的反酗酒运动开始的，当时开展这个运动的动机当然很好，但构成这个运动基础的是最低级的愚昧。

美国在1920年代实行&ldo;禁酒法令&rdo;，完全为我们做了这个实验，其结果是绝对负面的，因为在实行这个法令的12年间，美国的酒类消费事实上不减反增，靠的是地下生产和各种走私，从来没有过如此严重的有组织犯罪的美国在几十年前就完全吃到了它的苦头。

而在我国，除了这些后果，还要加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后果‐‐国家的预算彻底给毁了。

其实只要回头看看，就能避免犯这样毁灭性的错误！

&ldo;改革&rdo;初期的许多问题表明，改革的倡导者只有急剧改变、改造国家，把它带出历史死胡同的愿望，而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的计划却没有。

开始了手忙脚乱的（尽管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来回折腾。

一会儿是叶&iddot;利加乔夫发动疯狂的反对所谓&ldo;非劳动&rdo;收入（即一切私人收入）运动。

例如，直升机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上空盘旋，每架直升机都用链子吊着铁锤，要按照上司的指令从空中砸坏当地居民菜园里的玻璃暖房。

一会儿是提出&ldo;加速&rdo;口号，仿佛在用皮鞭抽打艰难前行驽马的脊背，至于加速什么，怎么加速，只有天知道。

一会儿是突然找到了开启一切科技进步的神奇钥匙‐‐&ldo;国家验收&rdo;，而全世界任何质量监控形式只决定不到1的质量，这可以而且应该忽略不计。

可是从1987年年初到同年年中，透过过去的重重密林，透过长期统治我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我们追求的某种新社会的轮廓已经开始清晰显现。

民主、法律、真正选举产生的政权、人权、言论自由（&ldo;公开性&rdo;）、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信仰自由、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国家摆脱国际孤立状态、停止冷战‐‐所有这一切新的取向意味着苏联、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强国，完成了自己历史上新的急剧转折，走上了正常的、人类的、&ldo;欧洲的&rdo;发展道路。

我国提心吊胆，将信将疑，没有一下子就相信，但还是相信了新方针是正确的，很快就开始催促和推动米&iddot;谢&iddot;戈尔巴乔夫走这条路，埋怨进步得太慢，埋怨在下星期一前不能实现改革。

但是敌对的西方同样慢慢地、将信将疑地、不是一下子就相信了苏联的新领袖，应该说，这一信任他从此没有失去过，直到今天。

人总要回头看，不仅要弄懂当时发生的一切，而且为当时要是能用另一种方式做就会有好结果而感到后悔。

今天大概可以纯抽象地说，如果米&iddot;谢&iddot;戈尔巴乔夫最终能与共产党内超保守一翼彻底决裂，如果他能公开宣布自己拥护社会民主主义并领导新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如果他不躲避所谓的&ldo;真正民主派&rdo;，相反去依靠他们和支持他们的街头力量，那么他的努力会成功得多。

但是我以为，种种相机行事和不过早与苏共内及其控制包括军队和镇压机构在内的各权力部门盘根错节的机关决裂，在那混乱年代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明智的表现。

正是这一点首先救了我们，避免了真正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使&ldo;戈尔巴乔夫&rdo;革命潜在暴力仅局限于1991年8月令人齿寒的叛乱。

当然应该向已故的总统委员会委员斯&iddot;沙塔林致敬，他当时到处公开声称：&ldo;我是社会民主党人！

未来属于社会民主党&rdo;。

在我国，有三代人都受到（并接受了）教育，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坚定不移的自己人，而社会民主党人是戴眼镜的意志薄弱者、叛徒、骗子，而且其民族出身值得怀疑，在这样的国家里怎么能在短时间里白手起家，建立起以引领社会为目标的强大的社会民主运动呢？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下怎么能把一切都寄托在民主派及其经常带上大街的民众身上呢？而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看到了国内外以往历次革命所看到的一切，那就是：一如既往，前面是&ldo;白玫瑰花圈中的耶酥像&rdo;，跟着的是一群贪婪的无原则的政客，他们梦想采取一切手段，尽快夺得政权和财富。

这一点他们后来在苏联解体和超自由主义改革开始后已经出色地加以证明了。

但是我，一个经济学家，当然会想到，改革的基本失误不是在政治领域里，而是在社会经济领域里。

我作为当时事态的观察者和相当积极的参与者，认为这些失误首先也是由于没有深思熟虑的改革战略计划造成的。

而且不是改革的目标，目标恰恰多少是知道的，尽管有些模糊（某个俄罗斯版的&ldo;社会市场经济&rdo;）。

但是我相信，走向目标的途径和阶段、应有的重点和次序，却没有一个人清楚。

依我看，改革最重要的失误是&ldo;深入骨髓地&rdo;（而不是在意识里）轻视解决一个十分重要的，但很难表述而且更难计算的问题，即必须重新培养出广大群众创造性的进取精神、他们的经营本能、他们的潜在能力，换句话说，是他们那种能穿透任何沥青路面的&ldo;小草的自发的能量&rdo;。

此前70年，这种能量被百般摧残，而国家把任何一个独立经营者都看成是天然的敌人，不管他是农民、手工业者，还是商人或医生，在苏维埃政权的几十年中，国家只想一点：怎样再建成又一个工业巨型企业，丝毫不理会在全世界中小企业家早已成为经济和科技进步的主要发动机、市场的主要代表和雇主。

世界说：&ldo;小的好。

&rdo;布尔什维克却固执地断言：&ldo;不，大的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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