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稍微插叙一段，重新谈谈荷兰人的事。

他们突然使起了性子，在近500枚飞航式导弹中他们只摊上48枚，但荷兰连这么少的导弹也不想要，他们的邻国不仅同意部署，而且已经在本国境内部署了，而荷兰人一拖再拖。

他们有一次向我们推心置腹地提出了一个建议：你们从你们几百组导弹部署中撤走48枚导弹，而我们拒绝部署战斧式导弹。

这一提议当然没有太大的军事意义，但政治上的好处看来是无疑的，为什么当时不试一下制止作用和反作用的连锁反应，刹住这个惯性运动呢？荷兰人来到外交部由我领导的第一欧洲司，我便到处敲门（幸亏门不多），请求抓住荷兰这个机会，可是我的努力是徒劳。

但是荷兰人并不安心，他们说，好吧，你们不用撤走48枚导弹，但把它们从战斗值班上撤下，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借口拒绝美国提出的部署。

他们是否达到目的，我无法断定，但外交工作在任何情况下恰恰都是由这些细微差异、尝试的各种机会、各种方案构成的。

我心里动了一下，看上去好处太明显了，我们不冒什么风险，即使荷兰人没有拒绝导弹，我们可以把导弹调回来加入战斗值班，仅此而已。

还有得接受导弹是否撤下的检查。

我为这事儿好几次去折腾当时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外交部实际上掌管一切政治问题的格奥尔吉&iddot;马尔科维奇&iddot;科尔尼延科。

葛罗米柯完全信任他，自己在那个阶段做的工作已经不多，我们把他称作&ldo;格马&rdo;，他是我们的沙皇和上帝，他是一个十分职业的外交官，实际上对每一个问题都透彻了解，而且是每一个细节，工作能力之强令人叹服，他工作抓得很紧，首先自己干，顺便说一下，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上司，因为他给你交代一个任务，你去完成，之后他便独自干了，因此他胜过其他常见的那种领导人，这种人往往自己不动笔，要求你写，自己在你写的材料上&ldo;爬来爬去&rdo;，每隔30秒钟就要你给他念一稿又一稿新的文字。

仿佛现在我的耳边响起了&ldo;格马&rdo;尖厉的嗓音：&ldo;谢谢，现在我要一个人孤独地去死了。

&rdo;于是你感到很满意，去干比写官样文章有意思的事，过后往往认不出自己原来的创作。

听&ldo;格马&rdo;同外国同行谈话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同那些不愿亲自读一下协议、公报、谈话记录原件的人的谈话。

科尔尼延科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但愿那些不求甚解的对话者千万别遭到他的碾压。

《奔向自由》第二部分……这美好的三年（4）

他特别令人振奋地捍卫苏联在装备上不落后于美国的权利。

&ldo;我们不可动摇的、科学的、数学上作过计算的、花岗石一般的基础是对等。

&rdo;我们不止一次争论过这个问题，他与部长不同，可以同他争论；我说，我们这条船本来就装备超载了，美国人永远也不会同意真正的均势，遗憾的是他们的物质条件和其他条件要比我们强得多，但是这不能使格奥尔吉&iddot;马尔科维奇信服，对中程导弹的问题他监督得格外严。

在当时的外交部里，与这个和其他的限制军备问题有关的人只有严格限定的几个人，我的越轨行动得到了容忍，也许是由于职务归属，因为不管怎么说荷兰事务是&ldo;我的&rdo;分管范围。

有一次，看来是我用荷兰的荒诞想法把他搞烦了，他对我说：&ldo;阿纳托利&iddot;列昂尼多维奇，请您放下这件事，这方面牵扯到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利益，因此谁也不会容许您去干。

&rdo;屈指可数有几回这样开诚布公地谈过我们政策真实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