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我像我们大家当时学会的那样持谨慎态度，考虑我该开诚布公到什么程度，我能讲什么？但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竟毫无疑虑，因为我们是两个中央委员在谈话，有什么可以疑虑的？加上戈尔巴乔夫的外表，他专注的眼神，坦率的举止（我很久以后才明白，这种坦率的举止有时恰恰掩饰了他在某些私人问题和棘手问题上的不开诚布公的态度）使我相信，应该如实说出一切。

这样做比较容易，因为准备的材料总的来说十分客观，尽管没有完全揭示党际外交的细微差异，我们谈了很长时间。

我明白这个人确实真心想知道、想了解这件事的全部情况，对他可以而且应该相信。

我得立即指出，我后来也没有改变这个结论。

因此到1985年初，我已经对新的总书记、他的思想和追求有所了解。

但是我不能说，当时，即1985年初我抱有特别的希望，满怀着美好的期待。

我明白戈尔巴乔夫的意图是值得称道，值得十分尊敬的。

但他能付诸实施吗？对这一点没有把握，首先是因为我对这些意图能否得到其他党的领导人的支持没有信心，我了解他们，同他们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上打过交道，在工作中也有过个人接触，我更相信会有相反的结果。

我当时觉得戈尔巴乔夫的想法与多数党的领导人的情绪和计划相去甚远，他们对一切都习以为常，许多人的主要想法，是什么都不要改变，在领导的位子上平平安安度过一生，从1970年代起确立的&ldo;干部稳定&rdo;论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情绪，而另一个方面对反对任何重大变革的人来说又是很好的掩饰。

《奔向自由》第二部分应该继续下去（2）

戈尔巴乔夫对这一切了解得当然比我和我的同事好得多，深刻得多，我们的多数工作人员对此后在党和国家领导层中实行的变革是理解和支持的。

一些人只是惋惜这些变革没有彻底完成，还有新干部是在&ldo;官名录&rdo;制度中选拔的，而这个制度提供的&ldo;新&rdo;干部都完全具有了老干部的品质，这一点后来在1991年八月事变的日子里以爆发的方式展示了出来。

因此当时，在改革之初，我并没有太大的期待，后来，尽管我的期待当然有所变化，但仍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戈尔巴乔夫精力充沛的步伐、他表现出的决心，使得我的期待有所增长，出现一定困难时，期待又减少了，但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对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真诚的意图和纯洁的构思的信任。

关于改革的前景、关于我们的未来问题一下子成了我（由于职务）同外国政党和国家代表会见时不变的话题，戈尔巴乔夫当然知道这些会见，他要求利用这些会见来解释我们的立场，他本人十分积极地参与这项他总是获得成功的工作。

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在同外国客人谈话时往往比在国内公开讲话时，尤其是当选后初期更令人印象深刻，富有说服力。

在国内他背着过去的包袱，说的是那种继承下来的通常语言不明快、思想不清新的&ldo;领导人&rdo;讲话的陈词滥调。

不错，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明白这种风格与改革的精神和节奏不符，他便开始加以改变，而戈尔巴乔夫在同外国活动家谈话时更加无所顾忌，尽力设法让对话者明白他想法的意思，这做得令人十分信服。

这一点大家都注意到了。

在康&iddot;乌&iddot;契尔年科葬礼的第二天，我要先去德国，然后去法国。

行前戈尔巴乔夫说：&ldo;你设法让你的对话者明白中央全会讲话的意思，我们意图的指向。

&rdo;

3月15日我飞抵波恩，会见了埃贡&iddot;巴尔，他是与维利&iddot;勃兰特相似的杰出的人。

在巴尔家舒适的家庭氛围里，我们详谈了莫斯科的事态、未来的计划和希望，我的对话者倾听着，又高兴又惊讶，他显然又想能出现积极的变革，又不相信会出现这种可能性，因为在停滞年代（巴尔经常去莫斯科，很明确地感受到不会使他产生特殊幻想的情绪）我国甚至教会了那些对我国十分友好的人要极其谨慎行事，对重大变革的可能性一贯持谨慎态度。

令巴尔（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的裁军问题专家）格外感兴趣的是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讲话中的一个提法：新的苏联领导人打算争取在同美国谈判中达成具体结果。

巴尔此前在同我们的谈话中常常批评苏联谈判者（包括外交部）立场缺乏灵活性、缺乏不同的行动方案。

&ldo;难道这一切全都完了？本来多少可以指望取得一点成绩的。

&rdo;他说道。

在这之后不久，莫斯科发表了戈尔巴乔夫答记者问，他在其中明确指出要停止部署中程导弹，巴尔往我家给我打电话，几乎是在喊着说：&ldo;这下子我开始信了！

&rdo;

3月18日，星期一，维利&iddot;勃兰特接见了我，我从1970年代初起就认识他了，巴尔已经把我们的谈话内容跟他讲了，勃兰特一遍又一遍刨根问底地问我：会出现什么情况？我当然不能跟他说得很明确，因为新立场还在&ldo;熬制&rdo;中。

但是连我能说的话，尽管说得很笼统，对他来说也是&ldo;一口氧气&rdo;。

勃兰特当然刨根问底地问我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情况，问他的政策，问他这个人，他尽力要弄懂他要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人，在这方面我可以依据我自己的印象说得比较明确一些。

勃兰特和戈尔巴乔夫很久以后才相识，但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先是在一般的国际问题上，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在社会主义构想上，对社会主义从价值观上作诠释，而不是从学理主义和形式主义角度作诠释。

勃兰特生前一直对戈尔巴乔夫由衷地尊敬，把他当作一个宝贵的伙伴和朋友，戈尔巴乔夫也高度珍视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