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关系看来是双方努力才形成的，是长期思考甚至疑虑的结果。

这是因为双方能从过去继承的只有相互的恶感。

我国几十年来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敌人，有时甚至是主要的敌人（斯大林时代），这一时期的余音在改革头几年仍时有出现。

戈尔巴乔夫至少在1985‐1986年在同西方共产党代表谈话时有一两次脱口说，向社会民主党人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十分重要的是不要堕落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上去，可是后来，随着相互深入了解，同社会党国际实际政策的接触，观点开始发生变化。

戈尔巴乔夫和勃兰特气质上相似，又是非常不同的政治家，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可以相容，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互为补充，戈尔巴乔夫把勃兰特的去世当作个人沉痛的损失。

我从波恩飞往巴黎，在那里同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乔治&iddot;马歇会谈，然后同社会党领导人皮埃尔&iddot;莫鲁阿共进早餐，受到老相识弗朗索瓦&iddot;密特朗的接见，还有其他一些会晤，因为关注&ldo;莫斯科事态&rdo;的人的数量显然超过了我在巴黎逗留的可能性，但这种关注都极其真诚。

尽管就色彩和内涵来说是不一样的。

马歇关心莫斯科现在是否还奉行国际事务上的&ldo;阶级分析方法&rdo;，他同时明显担心苏共同社会党领导人、同密特朗总统接近，这是因为，尽管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在此前若干年中周期性地尝试搞好合作，竞争毕竟仍占上风。

共产党领导人当然明白，从国家来说，两国关系必须改善，法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一贯是非常明确的，但对可能的竞争对手的妒忌心仍时有表现。

密特朗在刚当选总统后看来有意同莫斯科减少接触，在1984年重又积极推动两国关系，他当时访问了苏联，&ldo;解冻&rdo;了某些旧的思想，他很关心苏联领导人的变动对他预示着什么，在他的苏联之行中就&ldo;注意到&rdo;了戈尔巴乔夫，因为在苏联领导人为法国客人举行的午宴上戈尔巴乔夫的插话相当放得开，他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向我打听戈尔巴乔夫的情况，我当时持应有的谨慎态度，但仍然设法加强密特朗对这位年轻的、新的政治局委员的兴趣，密特朗问道：他能当第一把手吗？我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虽然我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多少年后，戈尔巴乔夫作为他建立的基金会的领导人访问巴黎，密特朗跟他提起莫斯科之行时说，&ldo;扎格拉金当时就向我指出您大有前途，&rdo;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总统没有忘记这件事，使我感到高兴，但同时他的话使我感到有些尴尬，因为密特朗&ldo;揭发了&rdo;我们之间完全私下的谈话……

我返回莫斯科后，自然通过米&iddot;谢&iddot;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向他汇报了我此行的印象，但同这些变革的外国伙伴的讨论并未就此结束，当时每天都有人来莫斯科，其中有当时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洛塔尔&iddot;席佩特、比利时社会党主席吉&iddot;斯皮塔尔斯等，这时来访问的还有美国众议院代表团，最高苏维埃同这个代表团谈了两天，美国代表团每一回都反复提出一个问题：&ldo;会出现什么情况？……&rdo;欧洲人可以说比美国人更关注莫斯科的变革。

而德国人和比利时人首先问的是裁军谈判的前景，美国人问的则是人权。

《奔向自由》第二部分应该继续下去（3）

不管怎么样，我根据自己的印象可以得出结论说：世界当时对戈尔巴乔夫充满了期待，而且期待某些东西。

究竟期待什么呢？各有各的期待。

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期待，至少在当时，在新的总书记刚当选的头几个月，就出现后来几年中铺天盖地的那种变革。

指望这些变革的人是有的，但他们自己都不信。

多数人疑虑重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变革的实际特征累积得越来越多，但是尤其在改革的头两年（不过也不光是在头几年）给舆论和外部世界的信号是很矛盾的，对这些信号的反应也在不断变化。

1985年中央在6月初举行的经济工作会议，确切些说是讨论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的会议在国内外引起了许多议论。

其次这次会议是以打了折扣的方式落实中央全会早就规划了的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决策的。

这次会议的召开一拖再拖（以各种不同的借口）。

但这一回终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这次会议当然不等于中央全会，但至少在认识形势的严峻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我在这里提到这次会议是因为米&iddot;谢&iddot;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的报告和随后进行的讨论引起了国外的关注。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第一次对我国极其重要的领域的现状作了十分具体尖锐的批评和分析，最高层第一次公开承认苏联在科学技术上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国家这一事实，国外在改革之前就有不少文章谈到了这方面的落后，这次会议让那些以批评社会主义为专业的人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连莫斯科的第一把手也承认他们说得对！

我非常关心西方社会左翼的独特反应，西方社会的左翼当时分成两派：一些人习惯于持守旧和保守的立场，感到很气愤，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讲这个问题！

即使讲的都是真事，但这一真相……有害于社会主义；我国的某些专家也有这样的情绪，尽管他们人数不多。

令人快慰的谎言当然不会像直言不讳的真话那样让人生气，但这样的谎言是发展十分巨大的障碍。

相反，另一部分人欢迎说真话，认为揭露真相是恢复健康的征兆，是激励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