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对我提出了许多问题，根据会议组织者的建议，问题都是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其中没有怀有敌意的问题，好奇心是有的，而且很大，尤其是青年和老战士提出了这样一类问题：&ldo;社会民主化会对苏共造成威胁吗？&rdo;&ldo;苏共是否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rdo;我回答时总是强调苏共忠于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但同时我说，社会主义不是文选，不是意大利面条制做法大全，这是具有创造性的科学理论，这是能进行巨大社会实验的理论，这是不仅应进行学习，而且应加以发展的理论，我们和戈尔巴乔夫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才说，我国不应是更少的社会主义，而是应更多的社会主义。

大多数人都鼓了掌。

后来有人又非正式地提出问题说：我在对待社会主义上所持的立场是否过于灵活？我是否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希望再讨论、再提出问题的人很多，以致主席台上的人靠警察帮助才得以离开大厅……

我再说一遍，这发生在1986年9月12日的米兰。

三年之后，即1989年10月底，戈尔巴乔夫亲自前往米兰，是他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当时这座城市里发生了什么！

我不再去描绘当时的场景，关于这次访问和米兰一站的访问，已经有很多人写过了。

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写过了。

但我要指出，当地的老住户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这种情况在米兰是空前绝后的。

米兰人当时迎接的是公认的改革倡导者，而&ldo;改革&rdo;这个词本身已经进入世界各种语言中。

来访者领导着世界最大国家的宏大的政治改革，他同美国伙伴一起在核裁军道路上走出了实际的头几步，意大利则成了外国中第一个承认改革、为改革倡导者提出的政策给世界带来的变化而对他表示真诚感谢的国家。

在意大利，人们、普通公民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对可以期待戈尔巴乔夫做什么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答案……

因此我不能回避一个我认为是原则性的问题，直到今天，&ldo;戈尔巴乔夫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期待他（或不可以期待他）做些什么&rdo;这个话题仍然是有争议的，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也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好，像海浪一样不断在变化‐‐涨潮又退潮，关于他讲了也编写了大量的神话，有人试图指控他犯了大大小小的死罪，甚至极小的死罪，但没有成功。

他当然会出错，也犯过错误，只要有可能，只要有时间和精力，他本人会纠正这些错误。

但主要的是，他想并且一贯致力于毫不犹豫地遵循道德原则，戈尔巴乔夫实际上试图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严格来说，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尽管这样做非常困难（不可能不如此）。

戈尔巴乔夫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道德和政治的关系。

我不止一次听到他问：二者是否相容？第一次还是在1985年，当时正为他第一次出访外国‐‐法国‐‐做准备，很少几个人讨论了关于核裁军的问题，具体是在跟弗&iddot;密特朗总统会谈时能谈点什么。

当时戈尔巴乔夫就下述话题谈了看法：没完没了地就裁军问题进行争论，从而使核武器竞赛能自由地进行是否道德。

后来‐‐后来实际上在改革命运每一次发生转折时他都产生过这个问题，而每一次他都争取找到从道德角度看适宜的解决办法。

在改革年代我最后一次听到戈尔巴乔夫提出这个问题‐‐道德和政治是否相容，是在他从福罗斯回来后，准备会见社会党国际代表团的时候。

但这一回他的语调带有嘲讽的味道。

&ldo;现在该怎么说呢，政治和道德相容吗？&rdo;他自己作了回答说：&ldo;现在我比任何时候更相信，政治应当是有道德的，否则这就不是政治了，而是……&rdo;

不久之后。

痛苦的1991年年底，戈尔巴乔夫勇敢地中止了他苏联总统的权力，他在这时所作的高尚的声明再次证明：戈尔巴乔夫始终忠于他的生活准则，正是这一点也许成了他形象的标志，他作为我们这个十分复杂、艰难和独一无二时代伟大政治家之一的功勋的基础。

在本文开头我提到在改革之初我对未来不抱特殊的希望。

现在回忆起来，大约是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后我才产生了这样的希望，正是在这次会上，戈尔巴乔夫讲了话，甚至比在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更充分地揭示了他的意图，代表大会的那个报告在很大程度上（从用词用语来看）是按照&ldo;旧时期&rdo;的精神写的，但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新版党纲和关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有着十分令人瞩目的差异，这些文件仿佛是不同的人通过的，党纲完全逐词逐句地重复过去的提法，决议则明显思想清新，甚至用词也新颖。

但是1987年的一月中央全会不仅精神不一样，而且参加的人员也不一样，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作了不小的变动（很快就发现还是很不够），在代表大会后，政治局和书记处都更新了（即使用我当时的观点看，同样也不够）。

总之，改革开始作为一个现实崭露头角了。

这一切都给人以希望。

尽管改革困难重重，尽管改革未能达到既定目标，直到今天，这些希望仍与我同在。

不错，改革后的10年在很大程度上是白白丧失了，不错，我们今天的道路也不简单。

但是我以为，过去这些年经历的一切并不说明20年前选定的路线错了。

恰恰相反。

我想，今天的许多问题正是可以在继续（继承加革新）前进的道路上找到应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