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永远不会为命运如此转折感到惋惜，即使后来我没有&ldo;福分&rdo;去日内瓦、雷克雅未克、华盛顿、马耳他、赫尔辛基，我1980年代前5年在外交部的工作从专业角度看也是有意思的、要求严格的。

如果说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五年工作让我成了同声传译的职业高手，那么裁军谈判的工作则使我在完善&ldo;谈判翻译&rdo;（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技巧方面获益良多。

虽然没有&ldo;谈判翻译&rdo;这样的术语，但这样的工作无疑是实实在在的，这一工作不仅要求语言能力，而且要求经过认真的专门的心理培训，具有掌握词语和识别人的技巧，在这方面来说，联合国同声翻译工作室里&ldo;匿名&rdo;工作要简单得多。

在那个时期裁军谈判毫无结果，当时认为谈判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成就（众所周知，1983年底谈判也垮了）。

但进行这些谈判的都是杰出的职业外交家，同他们的接触令人永志不忘，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在我国外交家中有这样一些久负盛名，甚至受到圈中人&ldo;崇拜&rdo;的人物，如ЮА克维钦斯基、ВП卡尔波夫、oА格里涅夫斯基（我同他们中每一个人都一起工作过，对他们都很感激），在美国人中无疑是波尔&iddot;尼采，他是一个经验丰富、学问渊博的人。

但是裁军谈判不是&ldo;培养外交技巧的学校&rdo;，也不是培养译员的进修班，人们期待谈判能有些实际成果，但这一点却很难办到。

会议没完没了‐‐全体会议、工作小组会议、非正式会晤、酒会和晚宴（应该说，酒喝了很多，遗憾的是，对某些不能战胜俄罗斯这一主要祸害的有才能的人来说，喝酒不是没有造成恶果的），可是工作却没有前进。

造成这种情况的当然是政治原因，因此用外交方法，更不说用语言学方法是无法加以解决的。

为了使事情有所进展，应当哪怕有一个小小的政治上的突破‐‐1982年夏波尔&iddot;尼采和ЮА克维钦斯基在他们著名的&ldo;林中散步&rdo;（离日内瓦近郊圣谢尔特不远处）时就尝试作过这样的突破。

莫斯科甚至拒绝讨论由尼采提出并经克维钦斯基略加修改的方案，不仅如此，还对我方的这位外交官进行训斥。

我国的领导人心理上当然很难被这一方案的讨论所吸引，因为方案规定要同时销毁我国相当多的新导弹&ldo;先锋&rdo;（ss-20）并部署美国的飞航式导弹（但不是&ldo;潘兴式&rdo;弹道导弹）。

我也觉得这个方案比里根的&ldo;零点方案&rdo;还差，但里根方案当时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绝对是十恶不赦的东西（&ldo;对于我们来说，这是面包圈上的洞，&rdo;克维钦斯基在代表团的一次会晤时这样说，美国人对这句话的幽默含意心领神会）。

不管怎么说，一年多后欧洲出现了&ldo;潘兴式&rdo;导弹，莫斯科，大约甚至总参谋部，都不能不对轻率地拒绝讨论取代方案感到惋惜。

我们谈判的努力所取得的与付出的不能相比的&ldo;零结果&rdo;以及对我国安全实际增大的威胁，使人懊恼。

但是政治，即使是政治的词语包装，都毫无变化。

我们没有觉察到，&ldo;缓和不可取代&rdo;、&ldo;使缓和不可逆转&rdo;、&ldo;用军事缓和补充政治缓和&rdo;等口号，由于经常重复和明显与实际矛盾而显得毫无意义，有时甚至十分荒诞。

而列&iddot;伊&iddot;勃列日涅夫如此心爱的&ldo;缓和&rdo;一词本身用来表示长期政策也不十分恰当。

事实上，俄语中&ldo;缓和（pa3prдka）&rdo;一词（起先是完整地称作&ldo;缓和国际紧张局势&rdo;，后来受法文词detente的影响把它简化了）给人的感觉是两次紧张局势爆发之间的某种喘息机会，但这还不算什么。

更糟的是，英文的对译（那个detente）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是一个稀奇古怪的外来词，1970年代末我在美国工作时就发现美国反对缓和的人就利用这一事实来攻击这个政策。

这个词被用来表示苏联对西方的政策也许不是偶然的，部分的原因是，勃列日涅夫领导班子想用别的词来取代能使人联想起赫鲁晓夫的&ldo;和平共处&rdo;这个用语。

尽管这个用语还没有完全过时，在&ldo;缓和&rdo;一词流行后，人们越来越少提&ldo;和平共处&rdo;了。

我相信可以找到另一个提法，需要这样做，是因为已经清楚，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ldo;缓和&rdo;这个概念已经声名狼藉。

但词语当然不是万能的。

顺便提一下，为勃列日涅夫撰写有关国际问题讲话稿的是一些杰出人士，其中有Аe鲍文、瓦&iddot;瓦&iddot;扎格拉金、ГА阿尔巴托夫，而外交部长安&iddot;安&iddot;葛罗米柯虽然没有这样的&ldo;语言才能&rdo;，但有时他的简短插话却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对外政策，不管作什么词语包装，都不能成为国际关系突破和结束冷战的基础，为此需要为它的非军国主义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做准备，而1968年派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领导人不可能有这种准备。

类似我国&ldo;停滞&rdo;的时期，对于社会来说是&ldo;积聚力量&rdo;的时期，而对于个人来说是职业探索、找到技术决策、也许对未来是重要决策的时期。

我和我的同事们想对塔斯社和新闻社英文稿所特有的贫乏无味、晦涩难懂的&ldo;国家标准&rdo;来一个突破。

西方英文报刊常嘲笑塔斯社和新闻社的译文，并列举出一些令人十分厌恶的例子。

但为了公正起见，应该指出，有时译员别无选择，因为上司严格监视，不让译员&ldo;背离文本&rdo;。

如常言所说，&ldo;左一步，右一步……&rdo;原始文本低劣的质量和死译最终成了有爆炸危险的混合物。

译员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状况，哪怕偶尔也得表现出职业勇敢精神和人的勇敢精神，而这种精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