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从舒尔茨和取代他任国务卿的詹姆斯&iddot;贝克的回忆录中断章取义摘取的文字，使我国某些研究者，包括如А乌特金教授这样相当严肃的研究者，都有根据地得出结论说，我国领导人过于信任美国对手，表现不够坚定，甚至感情用事，而美国人决不会这么干。

总之，&ldo;失去了警惕性&rdo;。

我也曾不得不回答这些指责。

我作为实际上苏美领导人历次会晤的目击者可以指出，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谈判非常具体，双方都很强硬，更不用说我方的谈判立场是由经政治局批准的早先拟就的指令确定的，戈尔巴乔夫从来不违背这些指令（不仅如此，有时，如在雷克雅未克，他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为了摸清对手的意图和此后&ldo;尘埃落定&rdo;时能&ldo;具体突破&rdo;）。

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人与人的信任当然在结束冷战问题上也起了作用。

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的相互好感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在不再任总统后的时期里，我是他们会晤的目击者。

2004年9月15日他们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会见，这确实是朋友们的会见。

两个人都信息灵通（布什同美国所有的前总统一样定期得到政府提供的信息，包括内部信息），这一点在谈话中可以感觉出来。

但每一个人透过自己的棱镜看正在发生的事，同以往一样，意见并不总是一致。

但是我觉得，两位前总统在一点上有着重要的一致看法：现在，在伊拉克事件后，最主要的是要恢复大国在国际关系关键问题上的对话和合作。

戈尔巴乔夫和布什现在促成这一点的可能性当然不如从前，但毕竟还是有的。

《奔向自由》第二部分弦外之音？（4）

取代里根政府的美国新政府起先也大肆指责过于信任（是对戈尔巴乔夫的）和谈判中不够强硬。

新人，尽管还是同一个党的代表，当然总想&ldo;独辟蹊径&rdo;，这从常人来看很好理解。

但是布什政府因此对与苏联的关系&ldo;重新作战略评估&rdo;，这样做除了丧失时间别无所获。

后来连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布什的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iddot;斯考克罗夫特也间接承认了这一点。

这一回在词语背后（这次是&ldo;战略评估&rdo;）实际上什么也没有。

我当时已经在外交部美国司工作，在我们的内部争论中坚持在同美国人的关系中采取耐心的路线；我跟我的许多（但并非所有的）同事一样说，应当给他们时间，不要指责他们拖延谈判的进程‐‐不错，这有时在宣传层面上还是做了的。

现在事后清楚认识到，我们关系中失去速度的后果是负面的，尤其考虑到苏联和东欧各国国内的局势瞬息万变。

可惜直到1989年底才同布什举行第一次最高级会晤，因为要是早一点展示我们两国新的信任和互动程度，这完全可能有助于当时的各个进程，包括我们的国内进程更渐进地、正常地、规范地发展。

这个假设当然不能加以证明，而且事实总是事实：到1989年5月美国新政府已经相当准确地弄清了形势，詹&iddot;贝克国务卿对莫斯科的访问开始了十分成功的互动。

词语，更不用说口号，不是国家间关系中最主要的东西，但我认为，当时提出的口号&ldo;从对抗到合作和伙伴关系&rdo;，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形势和双方的实际可能性的。

如果当时苏联的国内形势不是那样&ldo;乱成一团&rdo;的话，可以办成的事会是很多的。

双方都有这样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