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多元化和自由经济、信仰自由和多党制、民主选举、取消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和其他一些自由权利和可能性，都是改革给我们生活带来的。

即使这些自由权利和可能性尚未充分实现，但改革开始的朝这一方向的运动是无法制止的。

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开始实现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举行了最高政权机构的差额选举。

我国实际上出现了利用议会制原则的政治制度。

激进变革触及经济领域。

批评改革的人中流行一种意见，认为当时的经济改革不够激进、坚决和彻底，经济改革不是要建立新的经济结构，而是试图完善过去的缺乏效率的体制。

按照这一观点，正是改革在经济上的不成功决定了改革的失败。

这类评价经不起历史的推敲。

毋庸置疑，苏联改革派由衷地力求为现行体制注入新的生气。

但是他们不是教条主义者。

他们的计划和行动比加强行政指令经济体制的思想走得要远得多。

改革的经济逻辑正是循着逐步拆除计划行政经济体制、建立市场关系基础的路线发展的。

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通过租赁制、成立合作社、发展青年科学技术创造网络、给国有企业以经济自主、成立商业银行、实行批发商业和合同价格、用指导性计划取代指令性计划一步步地形成。

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考虑到我国的文化传统以及社会中反市场情绪的强大影响，力求在实施新举措时至少暂时不破坏运行不畅、但习惯了的行政计划经济结构。

在这个意义上，通过立法承认私有制（1990年）成了十分重要的里程碑。

同时我国领导人拒绝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计划‐‐&ldo;500天&rdo;计划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取而代之的政府计划的市场倾向表达得十分明确。

在我国开始形成以社会为取向的市场经济。

除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出现了租赁企业和农场主经济。

成立了成千上万个合作社。

为确立经济民主做了许多事情：劳动集体委员会开始运作、企业选举经理、发展生产自治和地方自治。

在举行关于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后，关于新联盟条约的问题被提上日程，这一条约大大扩大了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和权利。

在国际方面，改革意味着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经过苦苦思索不再把世界分成&ldo;自己人&rdo;和&ldo;外人&rdo;，不再坚持自我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世隔绝地封闭地存在，不再疯狂地力求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周围的世界。

改革推动了关于新的世界体制原则的广泛对话。

改革将长时间地，也许是永远地使人类远离核战争的威胁。

苏联领导人向西方谈判对手伸出了手，提出了关于大力裁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建议，宣称愿意讨论任何一个问题。

苏美两国领导人在日内瓦会晤之后开始了艰难的消除互不信任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