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头看看同文馆出了这事儿之后，清朝马上启动应急机制，增设了天文算学馆，也就是数理化那堆东西，特别招收了一批30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学子专攻西学，以求各个层面的知识学习可以齐头并进。

此后各地的新式外语学校遍地开花，包括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台湾西学堂和湖北自强学堂等。

除此之外，一些造船、航海、军事指挥作战等学校也应运而生。

不但如此，1872年起，清政府还开始外派公费留学生，到美国、英国、法国等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许多留学生回国后直接把西学介绍给国人。

洋务派的学校还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包括了各种分班学习、考试升级等教育体制沿用至今。

总的来说，清朝中央政府的洋务运动切实把当时社会的软件力量有效提升上去了。

再来看看地方怎样，地方政府则以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集团和李鸿章的淮军集团为代表。

而在这帮代表中，湘军老板曾国藩是最早的洋务派人物，早在1854年打太平军的时候他就开始购买洋枪洋炮来装备湘军，虽然这种做法也通过一部分败仗给太平军送去了许多现代化的武器，从侧面上支持了农民起义的军事实力增长，但却充分体现出曾国藩的军事前瞻性，打仗也要与时俱进，长矛弓箭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

1860年，曾国藩就曾给咸丰皇帝建议说，我们现在买外国人的枪炮来打太平军，是能压制叛乱，但是不是长久之计，将来我们要自己造船造枪炮，这样才能使国家的军事力量得到长足的进步。

为此，曾国藩不断招聘大批专业技术宅参与洋务运动的先进武器仿造工作，而且还重用和提拔了包括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大洋务运动骨干，把洋务运动的风气推向了，虽然曾国藩很早就去世，但他开创了学习外国知识的风气，提拔了一大批有着先进思想的领导干部，为日后的洋务运动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成为了历史上公认的&ldo;洋务运动之父&rdo;。

所以在地方政府的洋务运动方面，湘军集团的左宗棠和淮军集团的李鸿章就是继曾国藩之后最耀眼的两颗洋务运动之星。

虽然工作的主线和方向一致，但左宗棠和李鸿章这俩却是死对头，为啥？政治的主张不同。

简单的说，左宗棠爱打仗，李鸿章好议和。

左宗棠主战思想是&ldo;师夷长技以制夷&rdo;；李鸿章认为&ldo;弱国无外交&rdo;，推崇&ldo;师夷长技以自强&rdo;。

其实从当时的社会来讲，左宗棠的思想是比较受百姓欢迎的，堂堂中国竟受外国的多次入侵，软弱的清朝政府却连连败仗，多次向入侵分子妥协，这是我们中华好男儿所不能忍受的屈辱。

正如如今岛国不断地在钓鱼岛问题上向我们发出各种挑衅，虽然明知是受人指使，但我们老百姓依然发出中日若开战第一个报名参军，要不然就捐多少个月工资之类的爱国言论，如果此时有哪个国家领导人站出来说：如此下去，中日必有一战，那百姓那点赞的手指肯定会戳破手机屏幕的，所以左宗棠的主战思想在当时清朝是比较得民心。

左宗棠的洋务运动主要在&ldo;攻&rdo;，所以他非常重视造船工作，因为当时外国侵略者基本从海上攻破清朝的防御，所以左宗棠认定海防是清军的&ldo;漏洞&rdo;，必须重点升级。

所以在左宗棠的主战思想引导下，中国的造船业和海防在这段时间有了质的飞跃。

而相比较事事以和为贵的李鸿章，老百姓就不买他的帐了，当时的社会流传着这样一句对他的评价：&ldo;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

&rdo;说明当时的老百姓对李鸿章是很有看法的，而且在鸦片战争前后，经李鸿章之手签定的卖国条约太多，众多百姓甚至把李鸿章定性为卖国贼。

李鸿章虽然不主攻，但他举办的洋务运动事业却最多，李鸿章很早就了解到资本主义入侵的清朝既不能禁止洋货的不来，也不能禁止百姓不用。

倒不如既来之则安之，化为己用。

在他的支持下，开挖矿藏、开办电报、纺织业、钢铁铸造业都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顺应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强化着中华大地的自身力量。

在我看来，李鸿章的做法虽然表面上软弱，但他却是那个时代头脑较为冷静的人，没有之一。

当时中国的局势表面上水深火热，乱糟糟的，其实本质很简单，不就是一个大户土豪因为不会武功被几伙山贼海盗欺负，随后成了他们的长期饭票嘛。

这个时候如果土豪明目张胆地招兵买马来和强盗们抗衡，估计很容易被干掉。

所以更适合一点的方法是先示弱，和强盗们表面上交个朋友，降低强盗们的疑心，多向他们学点耍枪弄棒的本事，再练练自己的家丁，慢慢添置武器，然后自己的生意继续做，强盗们要钱也继续给，军事经济齐头并进，虽然开始屈辱一点，但是只要强盗们暂时不来骚扰了，土豪便可休养生息，慢慢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待自己也兵强马壮之时，那里还有强盗敢来欺负的道理？强盗们夺走的东西我们也要一件件地取回来。

这个就是李鸿章的本意，可惜大部分的百姓都不理解，确实也是，历史上能做到越王勾践一样卧薪尝胆的人又有几个？

不过无论如何，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是当时两位杰出的人物，一位忠烈爱国之将，一个治国谋略之才，他们的思想虽然在一个时代里发生了碰撞，但总体来说推动了清朝洋务运动的积极向前发展，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