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理论上已经确定多路进攻会减少胜利的可能性，可是，凡是采取了多路进攻而战斗恰好遭到失败的场合，不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就认为失败是多路进攻造成的结果，或者在多路进攻获得胜利的场合，就反过来认为理论上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这两种看法同样是不合理的。

两者都是批判时的分析探讨精神所不容许的。

总之，理论上经过分析探讨而得出的结论是批判的主要依据，理论上已经规定了的，批判时就不必重新确定了。

理论上所以作出规定，就是为了批判时有现成的东西可以使用。

批判的任务是探讨原因产生了仲么样的结果，是探讨使用的手段是否同目的相适应，当原因同结果，目的同手段都很直接时，这一任务是容易完成的。

如果一支军队遭到奇袭，因而不能有条不紊地和合理地发挥它的力量，那么奇袭的效果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如果说理论上已经确定，在会战中进行包围攻击能获得较大的胜利，但获胜的把握较小，那么问题就在于指挥官采用这个方法是否主要是为了获得较大的胜利。

如果是这样，那么，他选用的手段就是正确的。

如果他用这个手段是为了获得较有把握的胜利，如果他不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而是象常见的那样只根据包围攻击的一般性质采用了这个手段，那么，他就弄错了手段的性质，因而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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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批判地探讨原因和检验手段并不困难，只要局限于考察最直接的结果和目的时，事情总是容易的。

如果人们撇开同整体的联系，只考察事物的直接关系，那么当然可以随意地这样做了。

但是，象世界上其他活动一样，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着的，因此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它的结果也会对整个行动的结局发生影响，都会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尽管改变得很小。

同样，每一个手段也必然会影响到最终的目的。

因此，只要了一个现象还有考察的价值，就可以继续研究原因导致的结果，，同样，、人们不仅可以根据直接的目的去检验手段，而且也可以把这一目的当作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来加以检验，这样，对一连串相互从属的臼的进行探讨，一置到目的的必要性没有怀疑，不必再作检验时为止。

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到有决定性的重要措施时，应该一直考察到最终的目的。

即直接导致娟和的目的为止。

很明显，在这样的向上追溯过程中，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在判断时就有一个新的立足点。

因此，同一个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来看可能是合适的，但从较高的立足点来看却是必须抛弃的。

在批判地考察某一军事行动时，研究某些现象的原因经常是同根据目的检验手段配合进行的，因为只有通过对原因的研究，才能找到值得作为检验对象的东西。

这样从下而上和从上而下地追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事件离开原因越远，支配它的各种力量和情况就越多，所以人们探讨的原因离开事件越远，人们需要同时考虑的其他原因就越多，并且还要辨别这些原因对事件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如果找到一次会战失败的原因，那么当然也就找到了这次失败的会战影响整个战争结局的原因，但是这仅仅是一部分原因，因为，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或多或少的其他结果的原因也影响着战争的最终结局。

同样，随着立足点的提高，检验手段时的复杂性也就增大，因为目的越高，为达到这种目的所运用的手段也越多。

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所有军队都追求的，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都必须加以考察。

这样一来，有时就要扩大考察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很容易迷惑并遇到困难，因为对那些实际上没有发生、但很可能发生、因而不能不加以考察的事情也不得不作出许多假定。

当1797年3月拿破仑率领意大利军团由塔利亚曼托词进攻卡尔大公时，拿破仑的意图是在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还没有从莱茵河方面开来以前迫使他决战。

如果只从直接的目前来看，那么手段是选得很正确的，而且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卡尔大公由于兵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只做了一次抵抗的尝试，当他看到敌方兵力过于强大和行动坚决时、就退出了战场和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

拿破仑利用这一幸运的胜利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他可以一直进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支援莫罗和奥舍率领的两支莱茵军团的进攻，并进而同他们取得紧密联系。

拿破仑就是这样考虑的，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从较高的立足点，也就是从法国督政府（它能够而且应该看到，六星期以后才能开始莱茵战局）的角度进行批判，那么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只能看作是过于冒险的行动。

因为假如奥国人利用从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在施太厄马克组成强大的预备队，卡尔大公就可以用它们来攻击意大利军团，这样，不仅意大利军团可能全军复没，而且整个战局也会遇到失败。

拿破仑到菲拉赫后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很乐意签订累欧本停战协定。

但是，如果从更高的立足点进行批判，并且知道奥国人在卡尔大公的军队和维也纳之间没有预备队，那么就可以看到维也纳会因意大利军团的进逼而遭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