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为了用史实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把历史事件再现或者展示在读者眼前，当然是很困难的，因为作者这样做多半要受到材料的限制，就象受到时间和篇幅的限制一样。

不过我们认为，要想论证一个新的见解或是明确一种值得怀疑的见解，详尽地叙述一个事件要比简单地提示十个事件更为有用。

粗浅地引用史实的主要弊病，倒不在于作者错误地想用这种方法证明某些论点，而在于作者从来没有认真地了解过这些历史事件，在于这样肤浅而轻率地对待历史会产生数以百计的错误见解和杜撰的理论；如果作者意识到，他提出的新的和想用历史证明的一切，都应该是从各种事物的紧密联系中自然地产坐出来的，那么就不会出现这些错误见解和杜撰的理论了。

如果人们认识到运用史例的上述困难，认识到上述要求是必要的，那么也就会认为，最近的战史，只要它是大家都熟悉的和经过研究的，就永远是选择史例的最好的来源。

由于较远的年代的条件不同，作战方法也不同，因而对我们来说较远年代的事件的教育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比较小。

不仅如此，战史象其他历史一样，许多在最初还清楚的细小特征和情节自然会逐渐湿没，它也象图画一样，原来的色彩和生动的形象会逐渐消失，变得色彩暗淡，模糊不清，最后只有偶然遗存的一块块颜色和一些线条，这些颜色和线条却因此受到了过分的重视。

如果考察一下现代作战的情况，我们一定会说，同现代战争很近似的，至少在武器方面很近似的，主要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来的战争，尽管从那个时期起，战争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这些战争还是同现代的战争很近似的，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就完全不同了，当时火器还不那么完善，骑兵还是主要兵种。

年代越远，战史内容就越贫乏，记载就越不详细，用处就越小，至于古代各民族的历史，必然是用处最小、记载最不详细的历史。

当然，这些史实并不是绝对不能利用的，只是在必须详细说明情况的场合，或者在必须详细说明促使作战方法改变的条件的场合，它们才是不适用的。

不管我们对瑞士人反对奥地利人、勃艮第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过程了解得多么少，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在这些会战中良好的步兵第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比最好的骑兵还要优越。

只要我们概略地看一看佣兵队长时代，就可以知道，作战的各方面是如何取决于人们所使用的工具，因为在其他任何时代中，用于战争的军队都不象这个时代那样带有真正的工具的性质，都不象这个时代那样脱离国家和人民的其他生活。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当汉尼拔在意大利还没有被击败时，罗马人就在西班牙和非洲进攻迦太基人，这种引人注目的方法是一个很能提供教训的考察对象，因为作为这种间接抵抗基础的当时国家和军队的一般情况，大家是相当熟悉的。

但是事情越涉及到细节，越不是一般的情况，我们就越不能从遥远的年代中寻找典型史例和经验，因为我们既不能对有关事件作适当的评价，也不能用它们来说明现代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手段。

遗憾的是，各个时代的著作家都有援引古代史例的癖好。

我们不想谈虚荣心和欺骗成分在这里面占多大的比重，不过在这里也看不到任何帮助别人和说服别人的诚恳愿望和热诚努力。

因此我们只能把这样援引的史例看作是掩盖缺点和错误的装饰品。

如果能象弗基埃尔想做的那样，完全用史例教别人学习战争，那确实是个巨大的功绩。

不过，如果考虑到，必须先有长期的作战经验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明白，这是需要花费毕生精力的事业。

如果有谁甘愿从事这样的事业，那么，但愿他象到远方朝圣一样，为这一虔诚的计划做好准备，但愿他不惜时间，不怕困苦，不畏权贵，克服自己的虚荣心和自卑心，象法国法典上所说的那样:讲真理、只讲真理、完全讲真理。

第三篇战略概论

第一章战略

战略这个概念，在第二篇第二章中已经确定了。

战略就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

战略本来只同战斗有关，但是，战略理论必须同时研究战斗的实施者（军队本身）以及同军队有关的主要问题，因为战斗是由军队进行的，而且首先对军队发生影响。

对战斗本身，战略理论必须就其可能取得的结果和运用战斗时起极重要作用的智力和感情力量来进行研究。

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并且必须把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同这个目标联系起来，也就是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

所有这一切，大多只能根据那些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预想来确定，而许多涉及细节的规定根本不能在事先作好。

因此很明显，战略也必须到战场上去，以便在现地处理各种问题，并且不断对总的计划作必要的修改。

所以，战略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停止工作。

关于这一点，人们并不是始终都这样看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

以往战略通常由内阁掌握而不由军队掌握，这就是证明。

但是，只有当内阁距离军队很近，可以看作是军队的大本营时，这样做才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