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各个时代都有一些政府和统帅，设法回避决定性的会战，希望不通过会战也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悄悄地放弃自己的目的。

于是，那些历史家和理论家们，就竭尽全力地想从这些以其他方法进行的战局和战争中，不仅找到可以代替决定性会战的等价物，甚至找到更高超的艺术。

这样一来，在现代，就有人根据战争中合理使用兵力的原则，几乎把主力会战看作是一种错误所必然引起的祸害，是正常的、慎重的战争中决不应该发生的病态。

他们认为，只月那些懂得用不流血方式进行战争的统帅才有资格戴上桂冠，而那种婆罗门教真经式的战争理论，其任务恰好就是传授这种艺术。

现代历史已经粉碎了这种谬论，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这种谬论不再重新出现，不再诱惑当权人物相信这种适合人的弱点、因而容易为人们接受的颠倒黑白的看法。

也许在不久以后就会有人认为，拿破仑进行的几次战局和会战是野蛮而近于愚蠢的，并以满意和信任的心情再次推崇那种已经过时的、装模作样的旧式部署和打法。

如果理论能够告诉人们警惕这些东西，那么它就对愿意听从理论忠告的人作了重大的贡献。

但愿这对我们可爱的祖国的那些对军事问题可以说出权威意见的人有所帮助，在这方面给他们作向导，并且要求他们对这些问题作认真的考察。

不仅战争的概念告诉我们，而且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决定重大的胜负。

自古以来，只有巨大的胜利才能导致巨大的成就，对进攻者来说必然是这样，对防御者来说或多或少也是这样。

甚至拿破仑，假使他害怕流血，恐怕也不会获得乌耳姆会战的胜利（这样取得的胜利在他所有的战争中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一胜利，可以看作是他以前几次战局胜利的第二次收割。

因此，不仅大胆的统帅、富有冒险精神的统口巾或者倔强的统帅，曾经力图用决定性的会战这个重要的冒险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就连那些幸运的统帅，也同样是这样。

这些统帅对这个如此重大的问题所做的答复，我们是满意的。

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

如果说流血的屠杀是残酷可怕的，那么这只能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该使我们出于人道让佩剑逐渐变钝，以致最后有人用利剑把我们的手臂砍掉。

我们认为一次大会战决定主要的胜负，当然不是一次战争或战局中不可少的、唯一的一次胜负。

一次大会战能够决定整个战局胜负的情况，只有在现代才是常见的，至于一次大会战能够决定整个战争胜负的情况，那是极为少见的例外。

一次大会战决定的胜负，其意义当然不仅仅取决于大会战规模的大小，即集中到会战中的军队的多少和会战胜利的大小，还取决于双方国家及其军事力量方面的许多其他情况。

但是，由现有军队的主力进行的大规模的搏斗，得出的胜负当然也是主要的。

胜负的规模，在某些方面是可以预测出来的，虽然不是所有方面。

这样的胜负，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次，但作为第一个胜负，对以后的胜负也会发生影响。

因此，周密计划的主力会战按其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始终应该看作是当前整个军事行动的中心和重心。

统帅越是以真正的战争精神（即战斗精神）从事战争，越是具备打垮敌人的感情和想法（即意识），他就越会把一切都放到第一次会战那个天平的秤盘上，希望并力争在第一次会战中夺取一切。

拿破仑在他所从事的战争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是想在第一次会战中就打垮敌人的。

腓特烈大帝进行的战争虽然规模较小，危机也有限，但当他率领一支兵力不大的军队从背后攻击俄国人或帝国军队而想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时，也同样是有这种想法的。

我们在上面说过，主力会战所决定的胜负的意义，有一部分取决于会战本身的规模，即取决于参加会战的军队的数量和会战成果的大小。

为什么统帅可以用增大参加会战的军队的数量来提高会战在决定胜负方面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主力会战规模越大，由主力会战决定胜负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凡是有信心而又喜欢取得大胜利的统帅，在基本上不忽略其他方面的情况下，总是尽可能地把绝大部分的兵力投入大会战。

至于会战的成果，更确切地说，胜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下列四个条件：（1）会战所采取的战术形式；（2）地形的性质；（3）各兵种的比例；（4）兵力的对比。

只采取正面进攻而不采取迂回的会战，很少能象采取迂回或者迫使对方或多或少地改变正面的会战那样收到很大的成果。

在复杂的地形上或山地进行的会战的成果同样也是较小的，因为在这里进攻力量到处都受到削弱。

如果胜利者的骑兵和失败者的骑兵同样多，或者更少些，那么胜利者追击的成果就会减小，因而就会失去很大一部分胜利成果。

最后，还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同样采取迂回敌人或迫使敌人改变正面的方法的条件下，以优势兵力取得的胜利，要比以劣势兵力取得的胜利有更大的成果。

人们根据勒登会战可能会怀疑这个原则在实际上的正确性，在这里请允许我们说一句我们平常不大爱说的话：没有无例外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