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么一来，对皇帝个人素质的要求就太高了，不但须智足明辨，还得体气强旺，更重要的是能恒年累月保持对案牍工作的兴趣。

终其一生，雍正身体力行，不愧干纲独断之帝。

其子乾隆执政前期亦能克绍其裘，其孙嘉庆、曾孙道光则志或不隳，而智、力有所不逮，以至朝中养出一些上蒙下骗、欺君误国的所谓&ldo;奸臣&rdo;，乃培发出清社覆灭的萌芽。

此後之咸丰、同治，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不论德智，光说动物性的生殖能力，都愧对列祖列宗。

光绪、宣统，所谓道光之绪，宣宗（道光庙号）之统，其实都是别家的孩子，已经称不上货真价实的世袭，迷信一点，就得说，此之不亡，宁有天理乎。

可见，世袭专制之为政，考较的乃是遗传基因是否变异，而高科技昌明无前之今日，对基因的研究仍未获得明晰结论，然则，二千年来世袭专制之屡屡破产又可得而言也。

故窃常谓皇帝无可厚非，专制亦不可怕，至可怖者，在其位者非其人也。

欲人与位相得益彰，除了有效选举，限期致仕（自明代以来，皇帝亲力亲为，其实就是在做丞相），还能有别的好办法么？清末之研究立宪，轰轰烈烈，其实就准备依此进行一遭末路狂奔，只是那个时候的八旗馀孽死到临头犹不晓好歹，治国如买小菜，讨价还价，令举国之人不胜其烦，遂经一声枪响，里应外合，断送了卿卿性命。

噫？不是说雍正已经将八旗收拾得服服贴贴了么，怎么临末又跳出一帮不晓好歹的八旗馀孽？请为略述梗概。

八旗为清太祖所定国体，既如前所述矣。

而自太宗、世祖（顺治）、玄烨（康熙）以迄胤禛（雍正），则渐渐将八旗制的国体更变为君主专制的国体，在此过程中，一切的迁变都将以政治理论的迁变为先决条件，那么，诸帝改制，舍儒家孔孟之说以外，那里还有其它更成熟、更方便的政治理论可供利用呢？因此，满洲作为原先僻处一隅的&ldo;夷狄&rdo;，挥师东来，伐其国、取其民，终能入主中原，奠定伟业，儒学之功不可没。

清国建立，儒学之功用有二：

一、在内部统治结构上，以&ldo;天无二日、人无二主&rdo;的儒家原则，对旗员各遵旗主、旗主共治满洲（孟森戏称为&ldo;联旗制&rdo;）的祖制进行&ldo;解构&rdo;和&ldo;重构&rdo;。

清代对所谓祖制的重视，较历代为最；因此，欲更动祖制，往往是一件麻烦事。

太宗抑制各旗，不过未能遵守&ldo;三年无改于父之道&rdo;（《论语?学而》），&ldo;不孝&rdo;而已，还谈不上违反祖制。

其後诸帝欲进行改革，则须与长年累月积聚而成的惯性作战；所谓惯性，代代遗传、日久养成之惰性也，实无理路可循。

祖制之本质，亦即非理性之惯性也。

而大多数、大多时候之人类，亦无理性可言，惟惯性是依，宜其好遵祖制、不思变改也；心理学家荣格定义人类之&ldo;集体无意识&rdo;，殊属有见。

语云：以毒攻毒；既然祖制之本质为非理性，则要改变它，亦毋庸太过讲求理性，而自非理性入手反更容易见效。

胤禛对各旗王公贵族尝有一段训词，即可视作以非理性手法改革非理性制度的典型，其词曰：

&ldo;当时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上。

……孟子云：&lso;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rso;；朕事事效法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忠诚自矢，一念不移。

古人云：&lso;天无二日，民无二王&rso;；臣子之于君上，乃天经地义，苟怀二心而存游移瞻顾之念，即为乱臣贼子。

天理国法岂能容乎！

……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