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谓能较为客观的考察写作技巧、思维能力。

不及详论，兹举一例说明。

旧时刻四书，章节之间都刻一个〇，以作分段；一次，考官就用这个〇作题目，让考生写文章。

今日所见有五份答卷，限于篇幅，仅录破题。

一曰：&ldo;圣贤立言之先，得天象也&rdo;（天圆地方，故以&ldo;天象&rdo;代〇）；一曰：&ldo;圣贤立言之先，无方体也&rdo;；一曰：&ldo;圣人未言之先，浑然一太极也&rdo;（太极图作圆形）；一曰：&ldo;先行有言，仲尼日、月也&rdo;（日、月都是球，孔子光辉如日如月，故以球喻之）；一曰：&ldo;夫子为言之先，空空如也&rdo;（〇状中空，喻圣人之虚心）（分见于徐珂《清稗类钞》、李伯元《庄谐丛话》及邓云乡《清代八股文》）。

面对这种刁钻谑虐的题目，还能写出如此&ldo;清真雅正&rdo;的文字，因难见巧，不得不叹为观止。

劣，则以其闭塞聪明，流于俗套，且养出一种不读书的风气。

绝大部分考生，除了四书本文、朱熹注解及墨卷选集（相当于今日之教材、教辅及习题集）外，再不读别的书。

有人讽刺这些不读书的读书人，说：&ldo;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

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作了欺人技。

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

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rdo;（徐灵胎《刺时文道情》，载袁枚《随园诗话》）；顾炎武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即是此意。

利害相权，弊大于利。

单就文学价值而言，&ldo;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後为文，其文不足言矣&rdo;（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

八股文虽智慧与技巧并重，然其本质，并无异于古今中外一切应试承命之作，究是用过即弃不堪回首之物，好听一点叫敲门砖，难听一点则是卫生巾、避孕套，难登大雅之堂（八股文未能进入文学史，即是明证）。

再就选拔人才而言，考生将全部精力用于写作这种高难度、无实际的文章，四书以外的知识，一无所知；作文以外的生活，全无历练。

一旦侥幸考中，政府授以职使，其不能胜任乃至渎职、作恶，又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之所求在彼，下之所应如此，&ldo;学非所用，用非所学&rdo;（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名实背离，格格不入，一国之人才政事，日趋败坏，可想而知矣。

明亡，有人撰作仪状，云：&ldo;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

晚生文八股顿首&rdo;（吕留良《真进士歌》自注）。

这与吴伟业将明朝灭亡归罪于马吊牌（即後世之麻将，见《绥寇纪略》）一样，颇有推卸责任的嫌疑。

但是，梁启超总结明代所谓&ldo;士大夫社会&rdo;，实则&ldo;以&lso;八股先生&rso;为土台&rdo;，人皆空虚不学，&ldo;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rdo;（颜元语，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页），言下之意，亦认八股为亡国祸首。

有鉴于此，自清朝代兴以迄鸦片战争，近二百年间，民间、官方皆有人呼吁废除八股，然每次都有惊无险（《清史稿?志》选举三）。

1840年以来，因鸦片战争惨败，请求改革科举者，更是迭见不鲜，如祁??奏开制器通算科（1843）、黎庶昌请开绝学之科（1862）、礼部请考试算学（1875）、潘衍桐请开艺学科（1884），直至1898年由康、梁等人推动，光绪皇帝赞成，下诏&ldo;停止八股&rdo;。

只可惜，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西太后再度&ldo;训政&rdo;，儿皇帝被关禁闭，志士喋血，康、梁亡命，&ldo;晚生文八股&rdo;这才逃过一劫，直至庚子之乱次年（1901），才在考试中废除八股，改试策论。

而日、俄开战，东北大地上的隆隆炮声竟为科举敲响了丧钟。

1905年9月2日，下诏：自明年始，&ldo;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rdo;。

科举之废

六年以前，六十四年以前，乃至二百年以前，建议改革科举者梦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政府颁布&ldo;新政&rdo;，不仅改革科举停止八股而已，竟根本将科举废除了。

但是，科举一停，真就百废毕举、万事大吉？&ldo;文明之邦强盛之源&rdo;，真就&ldo;基于学校&rdo;，由此而致富强了？事实告诉我们，未必。

如前所述，科举制不仅是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更因其本身具有弹性，足以充当传统中国的&ldo;杠杆&rdo;。

首先，参试资格的放开、考试程序的一律及对各省学额的调节，令国民不致遭遇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其次，&ldo;学而优则仕&rdo;的科举宗旨，保证了耕读传统‐‐读书人出则入仕，为官者退则居乡‐‐的延续，不致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以及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隔膜；最後，科举制具有&ldo;开放政权&rdo;的作用，令隋、唐以来的中国形成一种&ldo;公开&rdo;、&ldo;透明&rdo;的政治模式（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56-7页）。

最後一点似与常论相悖。

然若考虑到&ldo;帝国&rdo;具有自身无法突破的局限性‐‐君主专制，我们不得不承认，藉科举制（及与之配适的官僚铨选制度）体现出来的&ldo;消极的民主&rdo;，多少降低了出现君主绝对&ldo;独裁&rdo;的风险，终不失为自传统中国内部发展出来的最优解决方案。

以此之故，陡然将科举这根&ldo;杠杆&rdo;撤去，若未能及时觅得代用物，一国政治之失衡势将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