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葬礼是在第二天举行的。

因为是战争期间，所以葬礼办得相当简单，只有俊夫母子和近邻的一位老人参加。

这位老人是个建筑工人，经常出入老师家。

听说当晚有很多人死于空袭，办手续稍迟一点，便领不到配给的棺材。

多亏了这位老人先去政府办理领取棺材的手续，之后又连忙安排后事，老师的葬礼才得以顺利举行。

但是，老师的女儿启子‐‐也就是老师惟一的亲人一却没有出席葬礼。

当时，她已下落不明。

而当时的俊夫却更在意老师的遗言。

他一直担心会不会把一九六三年这个时间听错了。

他想了很多数字，但是并没有发现有哪个数字的发音会被错听成六三。

老师说的肯定就是一九六三年。

十八年后的同一天，同一时间，而且也是在深夜，到同一地方来。

俊夫实在是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总之这是很久之后的事情。

除了等待，别无选择。

俊夫没有告诉母亲有关遗言的事。

因为母亲和老师几乎没什么来往，即便是说了，也无济于事。

战争结束后，俊夫和母亲回到京桥，在废墟上搭起了简易房，重薪经营起理发店的生意。

俊夫打算中学毕业后就到理发店帮忙于活。

可是，就在临近毕业的时候，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陌生人通过学校，表示愿意为俊夫提供学费援助。

对方是个陌生人，为什么会帮他出学费呢?俊夫虽然感到些许不安，但是因为没有附加条件，而且又有班主任作担保，他最终还是接受了陌生人的好意。

那时，正好是八年制义务教育取代九年制的时候，俊夫从旧制中学毕业后，被编入新制高中二年级。

高中毕业后，便进入了日本大学的工程学院。

在此期间，俊夫时不时会想起老师的遗言。

进入工程学院之后不久，他突然萌发出一个念头来，想要调查一下老师。

然而，首先让俊夫感到为难的是，老师的户口去向不明。

世田谷区政府的登记簿上，根本就找不到老师的名字。

战争结束已经五年了，战争死亡者的名单上，也没有老师的名字。

于是，俊夫去了老师曾经工作过的文理科大学。

文理大当天也遭到了轰炸，但是同样没有关于老师的记录。

最后，俊夫在拜访了几位老师的学生之后，才知道老师只是一名普通的生物学家。

这可以说是俊夫得到的有关老师的惟一消息。

俊夫的专业是电器工程学。

毕业的前一年，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助者，通过俊夫中学的母校传话，希望俊夫能到一家电动机公司工作。

当时的那家公司小而又小，没有一点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