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象康熙，崇祯接手的是一个衰落的帝国，要处理的这矛盾那问题多了去了，就说当务之急的，外有满洲虎视眈眈，内有民众起来造反，一个都怠慢不得，但我们康大帝面临的只是个需要解决却可以从长计议的事儿，不过结果都一样，一心想把事干好，到头来却是一笔糊涂帐。

为啥呢？不要说具体事宜的处理了，大方向先就搞错了，你说这事还能办得漂亮吗？崇祯他老人家始终未能把攘外与安内孰先孰后的问题搞清楚，终被两线作战的泥潭淹没，而我们的康大帝呢？却忘记了历史上已用无数经验教训浇灌筑就的&ldo;戒争用忍&rdo;的人生警示，急吼吼地上路，每一步又那么轻率浮躁，怎不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事后呢，还文过饰非。

什么圣祖实录之类，因对伟大圣君的爱和对乱臣贼子的恨，把那所有的脏水都往老吴的身上洒，所有的尿盆子都向老吴的头上扣，反正他已经脏过了，也不怕脏得更狠些。

什么封疆之内专擅大权、唯我独尊啦，广殖货财、崇奢纵欲啦，一己之私、边疆构衅啦，轻财好士、广收人心啦，蓄养甲兵、整军经武啦，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他吴三桂早已包藏祸心，谋反在即了。

多亏圣祖英武，明查秋毫，雄健威猛，果敢凌厉，早发现早准备早部署早行动，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不仅及时揭露吴三桂们谋反真相，还坚决将其一网打尽，不留后患，为大清王朝的和谐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创造了更佳的环境，功在千秋，泽被后世啊。

再加上有些后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不仅随身附和，还添点油加点醋，于是一个很简单很明了的事就这样被搅和得面目全非，真假难辩了。

唉，不想为此打嘴仗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但真相就是真相，任你雨打风吹，遍体鳞伤，它还是它呀，险恶地不恰当地比喻一下，除非变性，男人就是做了太监，他还是被划作男人一类吧，只是很不正常而已，呵呵。

啥时想过要叛乱（上）

看那三藩尤其吴三桂，哪是什么有大志大出息的人哟，更非胸怀国家民族有高尚情操者，能够拥有现在的一切，再理想不过了，充其量也就想同明代世世镇守云南的沐英家族一样，在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中，归你中央王朝管，但俺要代代子孙继。

那个没有熬到做个三藩之一的定南王孔有德，顺治时就两次上疏，请求北归安享余生了，只是南方镇压抗清斗争依然艰巨，朝廷没有同意，结果就在最后一次上疏的那年，被李定国败困于桂林，城破自焚而亡。

平南王尚可喜顺治时也两次申请北归而不得，以后不要说大乱前，就是乱中也坚决没有反的，对大清一直忠贞有加，赤诚一片，反的是他儿子尚之信，且根子还在康熙身上（以后再讲）。

靖南王耿仲明与他的儿子耿继茂乱前也都先后死去，不多说了，至于孙子耿精忠乱前两年（1671）才承袭爵位，要是早看到反相不是扯蛋，还能扯什么呢？

再看吴三桂，以后大乱的核心领袖人物，如果就指认其谋反的一件又一件被润色得看起来很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个接一个加以反驳，不累死才怪呢，且也没这个必要，事实摆在那吗，只要不带有色眼镜，大体看一下便知。

老吴真要反，当年扑灭南明绞杀永历帝后（1662），才是最佳时机。

功业辉煌到了极点，人气极端高涨，声望攀至巅峰。

手下都是跟着他西讨南征百战锤炼过的主儿，兵精将勇，难得是还没有洗尽战争的尘迹，锋芒未有丝毫消蚀，仍保持着骁勇威猛的惯性。

就老吴个人来说，年龄刚届五十，身体依然康健，精力仍然充沛，领袖水平无论政治还是军事皆处巅峰期，远非十一年后垂垂老矣可比。

综合一看，帅将兵皆处峰顶也。

相反，大清这一头，正值新老君主交替之际，咱们的康大帝也才八岁，四大臣帮着辅政，大环境呢？实话实说，朝政还是稳健的，根基仍是牢固的，但总比国家历经战后十一年休养整顿，根基进一步打牢，且康熙已经亲政正值年富力强时差些吧。

这样此消彼长，形势变化就大了。

可他老吴哪有什么反心，一心要舒舒服服做他的亲王兼云贵王呢。

问题是你想别人不干呀，反过来你也得经常把心提着点，生怕做错了什么。

至于个中缘由，前已论述，不再重复。

于是吴三桂与朝廷之间便处在一个很有趣的相持平衡阶段，表面上君臣和睦，俨如一家，双方都皆力表现出之间无任何芥蒂，私下又各怀心事，互相猜忌，暗中较劲也。

朝廷严防三桂势大甚至谋反，威胁大清统治，处心积虑想消弱他乃至剪除他，而三桂却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用尽一切办法打消朝廷的疑虑，同时想世代守着云贵，担心朝廷不履行诺言，撤其藩地。

双方你来我往，明和睦暗斗法不知有多少回合，大体上乱前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朝廷举措也可分为两个阶段。

啥时想过要叛乱（下）

康熙亲政前的四辅臣时代（1661～1669），采取拉与打、放与制相辅相成的稳健之策，一方面对整个三藩，不仅吴三桂百般笼络，依赖他们镇守南疆广袤之地，严防大陆抗清之火死灰复燃，及对付海上台湾郑氏及叛服无常的少数民族土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