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能收集的出版的或未出版的著作共有1．2万页：全部出版是不可能的；如限于只出一本则令人十分遗憾。

于是，我便着手以叙事作品的形式将这些见证归纳综合。

《英国人的看法》与《传教士的观点》至少将摘录发表在两本附带的集子中。

中国人的见解

我还缺少中国人的见解。

在1928至1929年间，中国档案馆编了一份印数有限的简报。

《掌故丛编》里面确实发表了若干有关这个使团的诏书，以前只是从英国的资料中才能读到这些文件。

但是，我认为天朝的官僚政权不可能不就这个史无前例的使团频繁通信。

1980年，我要求北京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帮助。

他曾经校对过《法国病》的中译本，他答应指导他的一名学生在内廷档案中去寻找有关英国使团的朝廷书信和官员的回忆录。

在此期间，即1981、1984、1986、1987和1988年，我对使团途经之处作了分段旅行：澳门，舟山群岛和宁波港，北直隶湾，天津，北京，在鞑靼地区直到热河（承德），从北京到广州的内陆旅行，途经苏州和杭州，再回到澳门。

我有幸由侯仁之教授伴同作了热河之行，他是北京大学发掘清朝文物的专家。

他熟知马戛尔尼及其伙伴曾经居住过的，或者是他们在北京、京郊或去鞑靼的路上可能见到的幸存的或已不复存在的建筑。

在热河，我们用了两天时间来确定&ot;避暑山庄&ot;中使团下榻处周围的形形色色的建筑物。

1987年，在我的第七次旅行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等着我--一件对研究人员来说再高兴不过的事。

一位年轻的大学生朱雍花了一年多时间在挑选堆积在紫禁城地下室里的文件。

他收集的数量有420页之多，均用天朝官员的简洁语言工整地抄成。

我就一头扎进这批珍贵的材料中去了。

用墨写在许多卷宣纸上的一部分是朝廷文书--皇帝的亲笔诏书，或是以他的名义由总理大臣或五位大学士之一签署的谕旨；还有职位最高的官员直接写给皇帝的奏折。

所有这些规格统一的文件都像手风琴似的折着。

批注均为朱红色：这是皇帝亲笔写的批示，他每天用好几个小时批阅这些文书。

纸张看来完好如新。

简直可以说这些原件是在头天写的--并用熨斗熨去了皱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