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部，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分成阶级，不如说是分成某些等级。

等级间的隔阂并不比中国人与外夷之间的隔阂更好克服。

只有通过攻读儒家著作并经过科举考试的核实才能跨越它们。

中国社会学家强调这制度的灵活性以及世袭在其中不起作用。

但这种读书做官的过程中也包括着分隔的规则：官员哪怕出身平民，通过皇帝的授权也变成了这些规则担保人，而皇帝又要对上天负责保证规则的实施，因为他是受天命来保护这些规则的。

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这样一个秩序。

当然，中国同从朝鲜到缅甸的属国以及如印度、菲律宾、爪哇等传统顾客一起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自给自足的整体。

这个集团虽然在习惯上一成不变，但还是活跃热闹的；它禁止对外贸易，但内部的贸易却很广泛。

它组成了布鲁代尔所说的&ot;经济世界&ot;。

只是这个经济世界不像英国经济那样发生爆炸，因为它缺少&ot;足够强大的、能使核心升压的外围地区&ot;。

中国控制的经济力量因为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所以必然要接受中国意识形态的左右。

巴拉兹指出，在中国只有当政治秩序被严重动摇时才会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

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政治上看，&ot;隔离群&ot;这个说法在这里并不真正适用。

乾隆时的中国实行汉、满、藏、蒙等民族的共处。

许多用这四种文字写的18世纪时的碑文就可证明这点：这四种文字可占一面，常常还刻着乾隆的手迹。

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内部分成等级、四周用墙围住的国家。

马戛尔尼使团把一个全球自由来往的社会同一个封闭隔离的社会对立起来了。

开放的帝国对封闭的帝国。

双方都断言自己优越。

中国认为自己的文化从本质上就高人一筹，并以损害属国或&ot;熟&ot;番的方式加以推广。

英国说自己的文化优秀，因为这是现代的，也就是说建立在科学、自由交流思想和精通贸易之道的基础上的文化。

两种语言无法沟通。

双方都误解，双方都互相瞧不起。

我在本书的前言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原来领先于其他文明好几个世纪，为什么它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失去这种优势呢？马戛尔尼的出使至少作出了两种解释。

正当西方各国投向广阔的世界时，中国却闭关自守起来。

当欧洲的革新层出不穷时，中国却在顽固地阻止新事物的出现。

相对的静止

孩子们在自动电梯上逆向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