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对特务处最重大的改进调整就是在&ldo;公开掩护秘密、秘密领导公开&rdo;

的方针下，大量控制掌握公开机关，为蒋建立严密的特务统治体系。

在早期，最先落入戴笠之手的公开机关是首都警察厅的调查课。

由戴笠推荐特务处特务、黄埔四期毕业生、浙江诸暨人赵世瑞任职。

接着掌握了杭州市警察局和浙江警官学校；不久，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也落入戴手，由戴推荐翁光辉任股长。

京沪杭甬铁路警察总署是戴笠掌握的第一个交通警察机构。

经戴推荐特务处上海区长、老资格的黄埔一期生、广东琼山人吴乃宪出任总署长。

从此，特务处掌握了这两铁路的控制权，不但南京总处交通科的特务交通员每人都领到了京沪杭甬铁路局二等车的长期免费票，就是总处机关和上海区的许多内勤特务来往于京沪杭之间，也能得到免费优待。

从杭州、上海等地解送人犯去南京，也得到路警的全力协助。

驻苏州警务段长韩尚英，还被吴乃宪专门指定担任协助上海区解送人犯的工作。

戴笠在上海掌握的公开机关有上海市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和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对特务处上海区帮助极大。

许多案件上海区不便出面，借助这两个机构便可以放手进行活动，大大提高了特务处的工作效率。

另外，特务处还掌握了私立上海肇和中学、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上海警士教练所、上海招商局警卫组等公开单位。

国民党的邮电检查开始于1931年，但最初由系统的中统特务组织把持。

戴笠的特务处由于插手较晚，缺乏优势，因而与中统的争夺十分激烈，有时一些地方的邮电所长甚至被双方的特务暗杀。

直到抗战初期，戴笠才把这个机构彻底从中统手中夺过来。

戴笠把军队特工系统的控制权从邓文仪手中夺来完全得益于南昌机场大火案。

1934年夏，正当蒋介石集中全力在江西围剿苏区红军的时候，南昌飞机场不明不白地一把大火，把飞机和油库等付之一炬。

此事立即震动了京市朝野。

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下令邓文仪一周内破案。

邓文仪深入一查，初步确认是放火而不是失火。

放火的目的是要消灭一件购买飞机贪污的证据，而此案又与宋美龄有些关系，故邓文仪不便于报放火，亦不便报失火，只得这样一周两周、一月两月的拖延，久不断案。

结果，由于各界的穷追不舍，蒋被惹得火冒三丈，一怒之下，当即下手令撤销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长等14个兼职。

凡邓手下的1722名特务，全部移交并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系统，并由戴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长。

戴笠的喜悦真是难以表达，难以形容。

但是，他也不便于得罪复兴社的一批大头目们，于是小心翼翼地避开飞机案。

而且，他不亲自出马，另派特务处特务、黄埔三期毕业的老大哥柯建安作代表去接收。

当邓文仪系统的大特务张严佛率南昌行营调查科机关的100多名特务到南京特务处机关报到的那天，戴笠组织全处机关的特务们列队欢迎，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