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处西迁武汉、长沙前，戴笠曾问计于邓葆光。

邓葆光是七七事变后从日本回国加入特务处的经济专家，专门研究日本经济，对日本的财力、物力、经济力有相当深入透彻的研究。

曾写出《日本钢铁问题》等专著文章，因不懂特务处规矩，在未送戴笠审阅的情况下，贸然拿到报刊上发表，受到戴笠的批评。

邓葆光向戴提出在南京沦陷前紧急抢运战备和战略物资的计划，但是该计划未引起戴的重视。

戴笠同时对南京潜伏区的工作作了进一步布置，任命原特务处一科科长钱新民为南京潜伏区区长，负责南京沦陷后的情报和行动工作。

10月，戴笠报经蒋介石批准，决定把张学良向内地解囚，第一站先到安徽黄山。

因这段时间上海战事吃紧，戴笠难以分身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经蒋同意，戴笠派蒋介石的外甥、宁波市警察局长俞济民代他前往奉化雪窦寺全权指导负责。

俞济民不敢懈怠，调集了8辆卡车装运人和行李，另派浙江省保安处两排人开路，张学良则乘坐自己的小轿车夹在8辆卡车的中间，一行人浩浩荡荡向安徽黄山进发。

张学良从此开始了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贵州到四川的大迁徙。

10月26日早晨，上海战区副总司令顾祝同打电话给坚守沪西的88师师长孙元良，传达了蒋介石要88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掩护中国军队主力撤出上海战区的命令。

经孙元良建议，最后只留下谢晋元的524团死守上海的最后阵地闸北&ldo;四行仓库&rdo;。

与此同时，戴笠部署别动队第五支队陶一珊部配合正规军坚守南市。

10月底，蒋介石指示戴笠随时了解四行仓库的守战情况，及时向他报告。

据此，戴笠立即请宋子文帮助，解决了上海市场上买不到的4部西门子电话机，着文强送3部到南市锦江公所交周伟龙转陶一珊，1部由文强亲送四行仓库交谢晋元。

这4部电话都可以直通戴笠办公室，以便戴随时掌握陶、谢两部的情况。

岂知当文强将电话机送与周伟龙、陶一珊时，两个人极为紧张，初是不放文强离开指挥所，提出死也要死在一起；继则当文强说明还要赶赴四行仓库送电话机时，周、陶顿时呆若木鸡。

文强归来后将周、陶的心理状态向戴笠汇报，戴笠立即坐车赶到锦江公所找这两位高级特务谈话，稳定他们的情绪。

当文强将电话机送谢晋元团长时，谢则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状态，与文强这位黄埔四期的同期同学谈笑风生、神情自若，与周、陶等人确是鲜明的对照。

连戴笠也自觉汗颜。

戴笠亦将谢晋元及八百孤军&ldo;有我无敌、有敌无我&rdo;的精神风貌和设防情况及时向蒋介石作了禀报。

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后，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有不少高级将领甚至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路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