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几乎成为戴笠进行反共斗争的第二个大本营。

从淞沪抗战到武汉保卫战时期，戴笠虽然反共的劲头很足，却屡屡不能奏效。

他深知，一方面这是他过去擅长的动辄绑架暗杀的手段难以经常使用，手下又缺乏中统长期培养蓄积的反共理论和专业人才，军统虽然也集中了一批中共叛徒，但这些人过去在中共的地位不高，理论水平也有限，因而难以与中共进行有效的斗争。

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工作的张国焘有意脱离中共的消息后，十分高兴，急电军统在西安的组织，全力配合蒋鼎文、胡宗南拟定接应张国焘到武汉的行动方案。

1938年4月7日，张国焘利用到黄帝陵祭奠的机会，钻进了胡宗南所备的专车，4月11日到达汉口。

6天后，张公开声明脱离中共组织，4月22日国民党《扫荡报》发表《张国焘声明》，5月6日发表《张国焘告国人书》。

自此，张公开投靠了国民党。

张国焘到武汉后，蒋介石十分高兴，他初嘱戴笠照料一切，由戴安排张住在武昌小洋楼，并令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继而又决定交给中统运用，由陈立夫具体找张国焘密谈。

这使戴笠极为嫉妒。

他掌握到负责接待的中统特务、军委会特检处长丁默邨有贪污招待费的劣迹，就向蒋密报，蒋大为震怒。

不但决定追究丁默村的责任，而且决定将特检处划归军统领导，把张国焘以军委会中将委员的名义交由戴笠运用。

蒋的这一决定使戴笠兴奋得几乎不能自己。

他连续几天惊喜得睡不着觉，每遇一些密友或手下的大特务时，总是得意地说：&ldo;连过去共产党中的权威领导人都来帮助我们工作，我们将来打垮共产党还有什么问题。

&rdo;戴笠认为张国焘此举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如果能利用他过去在中共的显赫地位和声望，对中共开展打进拉出的活动，即使不能彻底整垮共产党，至少可以对分裂中共组织起决定性作用。

戴笠还以能作张国焘的长官而感到自豪，把张作为得意的部属。

在武汉时期，张国焘几乎成了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佳宾。

戴每次请客，准备邀请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用很骄傲的口吻告诉其他被邀请的客人：&ldo;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

&rdo;

张国焘被交给军统后，戴笠安排各个特务组织轮流找张国焘谈话，索取中共党组织和军队方面活动的情报。

张国焘对此十分卖力，供出了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并积极为戴笠的反共活动出谋划策。

不久，武汉形势吃紧，戴笠把张国焘秘密送往重庆，准备作为手中的一张反共王牌进行充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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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_11大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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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18日，戴笠接到福建闽北站站长严灵峰的特急电报，谓该站副站长兼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张超，已被福建省主席陈仪下令枪决。

戴笠一生与人争雄，屡战屡胜，鲜有失败，何曾受到如此蔑视，现忽闻自己的爱将被人砍头，不觉痛心疾首，当即决定从汉口过江到武昌珞珈山，向蒋介石告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