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漱初第二次去上海转达了蒋的指示，并表示一切由杜月笙担保，同时又将蒋给的10万元港币，每人给了4万元。

1940年1月初，正当汪精卫赴青岛参加与伪南京&ldo;维新政府&rdo;及伪华北&ldo;临时政府&rdo;会谈将南北傀儡政权合流时，陶希圣、高宗武携带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乘船到达香港，受到杜月笙等人的欢迎。

杜月笙当即嘱咐王新衡用电报向戴笠报告，并由香港区派专人将密约送往重庆。

经戴笠报告蒋介石同意，将密约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开发表。

陶先在香港居住了一段时间，在日军攻占香港后赴重庆，被蒋留在身边工作，不久因替蒋起草《中国之命运》而再获蒋之青睐。

在陈布雷自杀后，更作了蒋的亲随，跟着到处跑了。

而高终不敢回重庆，由蒋发给美金5万元，带着爱妻逃往美国。

杜月笙由于策动陶、高出走有功，由蒋发给奖金法币20万元，另由戴笠发给王新衡等香港区内承办人员奖金港币5千元。

陶、高的拆伙使汪精卫的&ldo;还都&rdo;黯然失色，汪为此痛心至极，大骂陶、高卑鄙无耻。

而戴笠也稍解心头之恨，蒋也由此而减轻了对他的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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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_7军统大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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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一方面，军统在沦陷区的各级潜伏组织出现了一股背叛、分化、瓦解之潮；一方面，军统在国统区或大后方的各级组织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弄权作势，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使军统恶名远播。

这使戴笠感到一种危机，多行不义必自毙，忧虑如此下去，军统组织将有垮台的危险。

1940年12月30日，戴笠在重庆军统局本部孙总理纪念周上发表《发扬正气》的讲话时指出：&ldo;当然，就我们的政治环境来讲，有的人是很讨厌我们的。

但抗战好几年过去了，人家都不能排斥我们，并且不能离开我们，为什么？这就是今天的基础和力量。

这就是今天对时代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工作是否重要，而在于我们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

我们本身的声望超过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怕的是自己实不足以副名，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业务性质来说，在交通方面有运输监察；在经济方面有缉私；在治安方面有警卫、稽查和特检；在内政方面有全国警政；在军事方面，各位知道，我们简直关系更大。

总之，财政、经济、治安、交通、内政、军事，今天都已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rdo;权力越大，越容易产生腐化现象。

为此，戴笠开始在军统内部进行整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