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东线战事起动，清廷不断在东南沿海增兵设将，并将东西线战事相提并论。

顺治十二年五月，清廷以固山额真石廷柱为镇海将军，统领汉军官兵驻防京口，这是顺治年间清廷在直省设置的西安、江宁、杭州外的第四个驻防点，额兵三千[252]。

十三年六月，清廷决定在福建增设汉军驻防三千，以郎赛为帅，分驻漳州、泉州[253]，顺治十四年移驻福州，并专设满洲营[254]。

十四年十月，专防东南沿海的水师部队建成，以苏州总兵官梁化凤统领驻扎崇明[255]。

顺治十三年六月清廷颁诏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督抚镇等&ldo;如贼中伪官人等，有能悔过投诚，带领船只、兵丁家口来归者，察照数目分别破格升擢，更能设计擒斩郑成功等贼渠来献者，首功封以高爵，次等亦加世职，同来有功人等，显官厚赏，皆所不吝。

&rdo;[256]这与七月二十四日敕谕湖广、江西、陕西、四川、广西各督抚提镇招抚的行文如出一辙，只是将贼渠郑成功之名换成了孙可望。

[257]可见，清廷将东西两线是放在同一水平面上考虑了。

如果说在此之前，清廷原来想以东线和平换取西线的胜利，固特授洪氏前所未有的权力，对之有求必应，百依百顺，那么此时这种可能已经消失，清廷不得不开始应付两线同时作战的局面，这对深谙主子用心，又了明兵家之忌的洪承畴来说，只会愈发觉得高处不胜寒。

而且，湖广前线的局势也象一个逐渐收紧的口袋，不仅对南明军队的压力日紧一日，清军总指挥洪承畴也是越来越紧张。

顺治十四年中期前后，湖广前线的军事部署基本完成。

一方面，战守分布准备就绪，官兵大都到位，只有个别情况例外（如新设祁阳镇总兵陈德，于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底才到达汛地）。

共计湖北、湖南、粤西归洪承畴直接指挥的十几个提督、总兵的兵力，已达数十万之多[258]。

要命的是，集结完毕的军队内部并不稳定，已经出现军心涣散的苗头了。

胶州进士李世锡（霞裳）顺治八年出任湖北嘉鱼知县，曾经作过一首《哀沅》诗[259]，描绘了顺治中期湖北郡邑残破，人民逃散，又遭大疫，军士多病死，道理相枕藉的实况。

军心不稳并非文学作品中的想象和夸张，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危险。

顺治十五年五月，清军开始战略进攻之初，逃兵事件再次大规模爆发，就是一个明证[260]。

甚至在洪氏前线司令部长沙幕府内部，也弥漫着悲观、萧瑟的情绪。

彭尔述在顺治十四年作的一首诗，就生动地描绘了自己似笼中困兽般无奈的心情，&ldo;转困鸡肋滞江津，十载雕戈老战尘……酹酒还浇陶太尉，霜风旅鬓一伤神。

&rdo;从清军顺治四年进入湖南，至十四年正好十年整，而目前的情形正象鸡肋，欲弃不能，欲取不得，虽然自己有心象东晋大司马陶侃那样建功立业，却只能借酒浇愁，在伤感和憔悴中老去[261]。

作为前线的统帅，洪氏对部下的实际情形，不可能一无所知，但这一点他不能点破。

另一方面，湖广前线的粮饷在顺治十四年年中也都基本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