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1942-1946年的远东（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八卷）》主编：[英]阿诺德&iddot;托因比【完结】

导　　言

阿诺德?托因比

本卷记述了人类的半数‐‐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人民‐‐自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日起至1946年底止的历史；在此以后的历史，则由《国际事务概览》战后各卷按年继续记述。

本卷第二编中有两章（即叙述盟军占领日本和朝鲜的两章）涉及的时间延长至1947年。

在本卷将回顾的这段时期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洋和远东战场所发生的事件，甚至比当时欧洲战场最耸人听闻的事件更具有破坏性，预兆更为不祥。

当太平洋地区的西方殖民帝国在日本的打击下东倒西歪，当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当日本政府和人民只好忍受无条件投降（除了战胜者作为恩惠给予他们的一种谅解，即同意不废除日本皇室）的奇耻大辱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无敌的声望，日本关于神授帝国命运的信念，以及人类认为那种传统式的、范围有限的战争惯例可以照旧保持的幻想，都一个个地被推翻了。

在太平洋和远东发生的这些事件，对所有的有关方面来说，不仅比在欧洲发生的类似事件更使人心烦意乱，而且就1954年能预见到的情况来看，这些事件可能对全人类的前途至少有着同样巨大和同样持久的影响。

日本对西太平洋和东亚的征服，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就某种意义说来却是&ldo;开创了历史&rdo;，因为它决定性地、永久地排除了世界上那一区域的人们从心理上恢复到从前状态的一切可能性。

自从1683年土耳其人在维也纳的城垣边败退以来，已过了二百五十年；在这二百五十年间，西方与东方作战，创造了不断胜利的记录（尽管有偶然的挫折，例如在第一次英国一阿富汗战争中，英国战败），因而西方强国在非西方人的心目中树立了&ldo;所向无敌&rdo;的威望。

西方人凭借着这种威望，花很少的力气就赢得并保持了自己的殖民帝国。

西方帝国主义者对他们轻松得来的亚洲殖民地的统治，实际上是脆弱的，但是这种脆弱性由于他们长期以来幸运地避免了失败而彼掩盖起来了。

可是，一旦日本挑战者的袭击轰隆一下把他们打垮的时候，&ldo;国王的全部兵马都不能把倒下的人再搀扶起来&rdo;。

本卷关于日本投降后西方人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缅甸、马来亚和非律宾恢复统治的记载，清楚地表明了日本的失败决不等于过去被日本打败的敌方的胜利，因为当日本的失败开始时，那些西方国家的失败并没有结束。

这些在以前的殖民地卷土重来的西方统治者，在现已睁大了眼睛的亚洲人民中，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形象了。

在这些地方的每一个地区中，随后的发展说明了，西方的政治优势、甚至经济优势的短暂时期，现在毕竟己成为过去的历史了。

至于日本，它的神圣的使命‐‐如果它曾经有过这种使命的话‐‐是把强大的西方人从他们的位子上拉下来；它原先并不是要放肆地抬高自己，虽然后来证明它是这样做了。

不得不屈服于敌人的占领‐‐这种感受给予日本人心灵上的打击，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受的打击都大。

因为，所有的欧洲大陆国家在它们的历史上都有过多次为暂时胜利的外国军队所侵略和占领的经验，只有英国在欧洲是例外，自1066年以来，英国没有被外国军队成功地入侵过，而且与人们的预料相反，英国在1940年又一次避免了敌人的入侵。

对比之下，日本的历史虽然同英国一样，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纪，但它在历史上不仅从来没有被别人成功地入侵过（甚至连一次例外的情况也没有），而且它还使自己相信，或者至少使下述想法成为日本人的思想信仰的正式信条：日本在历史上从未遭到过入侵，这是上天独特的恩赐，也预示着上天打算最终授予日本全世界的统治权。

这个神话的破产所造成的心理上的打击，可以同在日本土地上爆炸的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物质上的破坏相比拟。

后来，日本的老百姓听到天皇裕仁在广播训谕中宣布，他并不是神，而只不过是一个和他们同样有喜怒哀乐的凡人，这时，日本老百姓的心情，绝不是任何一个非日本人所能体会得到的。

日本天皇被免去扮演神圣的超人角色这一义务时所产生的宽慰心情，就一个外国人所能理解的来说，并不亚于保罗和巴拿巴1两人发现自己扮演这一角色时所产生的恐惧心情。

但是从一个外国评论家的眼光来看，很难贬低日本天皇坦率的优点。

罗马的帝王们，由于改奉基督教而自动地终止其为&ldo;神&rdo;时，对于自己地位的改变就没有这么坦率。

3两颗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终于使日本决定无条件投降；那两声巨响，就象曾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射击的滑膛枪子弹一样，&ldo;响彻了全世界&rdo;。

虽然在1954年时预料以后的结果还为时过早，但是原子武器的出现，显然已经使人类对战争惯例的总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是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从无先例的。

这些就是本卷内容为什么值得阅读，值得注意，并仔细体会的一些道理。

读者将会发现，论述这些问题的几位作者，对发生的事件都有第一手知识，并曾亲自参加过他们所记叙的一些事件。

琼斯博士在两次大战之间旅游于东亚，一生从事于东亚事务的研究。

博顿教授于战争期间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工作，研究日本事务，日本投降后，他就在日本本土工作。

皮尔恩先生于两次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缅甸生活和工作，担任仰光大学的教职；他碰上了1942年日本的突然袭击，有亲身经历。

导言作者根据自己在阅读这三位历史学家的原稿时的经验来判断，认为读者也会同样感觉到，在这里讲述史事的人都是有权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