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宽慰心情是十分明显的。

西安事变确实暴露了中国当时所达到的政治统一是多么的不稳定，中国距离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还多么遥远。

它现在既不是封建的国家，也不是中世纪式的国家。

在帝国时代，它是通过一个文官机构进行治理的君主制国家。

这个文官机构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国疆域太大和交通不便的限制，这些障碍造成了一种狭隘的观念，并助长了边远省份的半自治倾向。

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这一历史阶段就象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只是它没有欧洲那样的大地主贵族阶级，而只有大量的小地主，这些小地主下面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半自耕农阶级，再下面还有一个由纯粹的佃户组成的&ldo;贫农&rdo;阶级。

在这个国家中相对说来比较小的肥沃的地区，人口的压力不断增长，这就使农田的地价高昂，相应地使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也很高昂。

但是习惯力量和可能出现的反抗，对抑制强征的苛捐杂税起了作用。

确实，在毗邻大城市的地区，并不是由于乡村的习惯，而是由于商业主义的影响，促使地主住在城里，同时在乡村榨取高额地租。

这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

帝国及其旧的文官机构的垮台，瓦解了传统的统一局面，开始了一个政治混乱的时期。

建立西方式议会政治的尝试证明是无效的，因为这种尝试与中国的经验和传统格格不入。

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最重要的现象是军人的势力压倒文官的势力，这从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督军的崛起就可以看出了。

他们的军队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装备很差，食物不足，很少发饷，打仗（如果他们打的话）只是为了抢劫，就象他们的

主子一样。

国民党在孙中山教导的鼓舞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按照共产党的式样改组以后，便着手铲除军阀主义，153但在这方面仅仅获得了部分成功。

一部分旧军阀被打倒了，而另一部分军阀，国民党同他们达成了协议。

但是国民党将领本身，无论原来就是国民党员还是后来出于利己的动机新加入国民党的，仍然保留着先前那些督军的许多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自然依靠那些他多少信得过其忠诚的人，特别是依靠他亲手创建的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即使这些人的能力并不总是第一流的。

因此，蒋的权威并不是绝对的，即使对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军队也没有绝对的权威，至于对各省的地方军，特别是对边远的省份例如四川、云南或广西等地方的军队，他的权威就更不那么有效了。

在这些地方军中他不得不小心行事；尽管他一直软硬兼施，试图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并取得了相当成效，但这个过程到1937年还远没有完

成。

对文职人员的控制情况，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