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陈、胡、钱三位号称&ldo;文学革命&rdo;的主将之外，罗家伦还谈了对《新青年》周围其他几位摇旗呐喊者的看法：&ldo;《新青年》除了六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

周作人是极注意于写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

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孑民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

以后他宦隐于教育部者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做《狂人日记》、《药》等很传诵一时的小说。

至于旧派方面，刘师培在学问方面是公认为泰斗的，他赋性柔弱，对于此类问题不去计较。

黄季刚则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里面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于钱玄同，开口便是说玄同是什么东西，他哪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呢？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时在课堂中大声地说：&lso;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

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

&rso;这种村夫骂座的话，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学生从而和之，以后遂成为国故派。

还有一个人，读书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学运动的，便是陈汉章。

陈汉章乃是前清一位举人，京师大学堂时代，本要请他来做教习，他因为自己没有得到翰林，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为教师而自愿为学生。

他有一个兄弟，乃是一个进士。

当年他兄弟中进士时候，要在他家祠堂中央挂一个表，他坚决地反对，他说你的表不能挂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给我中了翰林时候才可以挂的。

哪知道他在当年十二月可以得翰林的，八月间便是辛亥革命，所以到了现在，他到祠堂里面尚不敢抬头仰视。

他所读的书确实很多，《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变成白胡子。

他博闻强记而不能消化。

有一次我问他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他说，我等一会再告诉你。

我问他是上午9时，到11时接到他一封信，上面写了27条都是关于弹词起源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结论，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记而已。

他自负不凡，以为自己了不得，只有黄季刚、刘申叔还可以和他谈谈，这位先生也是当时北大一个特色。

还有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

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作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

最近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南按：黄季刚即黄侃，后来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朱家骅曾任中大校长）。

当时我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我们几个人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以喜买外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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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新青年》与《新潮》的关系时，罗家伦回忆说：&ldo;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

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底，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

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