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到中山大学之时，离陈寅恪作此诗又过了近一年半的时光，也是傅斯年单独拉起杆子，积极招兵买马，扩编队伍，欲使&ldo;元和新脚&rdo;成为一股强大生力军的关键时刻。

因而李济的态度令傅斯年神情亢奋，肥胖的身体血压上升已属必然。

李济走后，傅斯年感觉底气倍增，史语所可以与清华或清华之外的任何一家院校、学术机关恃强斗勇、叫板甚至开打了。

于是，他在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等几位清华名流大腕的信中，以卖弄加显摆的姿态表露道：&ldo;现在寅恪、元任两兄，及李济之，我们的研究所均不免与之发生关系。

这不是我们要与清华斗富，也不是要与清华决赛，虽不量力，亦不至此！

亦不是要扯（拆）清华的台，有诸公在，义士如我，何至如此！

乃是思欲狼狈为善（狼狈分工合作本至善），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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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傅斯年以沾沾自喜外加几分自负的心情，向三人剖析了史语所与清华的优劣：

清华到底是个学校，此则是一纯粹研究机关。

清华到底在一处（北平），此则无所不在。

清华各种关系太多，此则究竟是个小小自己的园地。

所以在清华不便派人长期在外时，可由我们任之。

……清华有感觉不便者，我们成之，如此而已！

[4]

早在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就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撰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明确提出：&ldo;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rdo;文中，傅斯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天才的构想，概括地提出了历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三个标准：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

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

在三条标准中，傅氏特别强调：&ldo;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