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董作宾开始着手创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他在这部于甲骨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作中，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整理殷墟全部甲骨文新的方案，正如他自己所言:&ldo;我第一次发掘殷墟时候，那是中华民国十七年（西历1928年），我就开始注意到小屯村中、村北及洹水南岸各地方出土的甲骨文字，书法、字形、文例都有显著的不同，我就感到这必有时代的先后问题。

于是发奋从许多方面研究甲骨卜辞如何可以断代。

又经过了四次发掘，到了民国二十二年（西历1933年），才找到了断代研究方法。

这就是应用十个标准，分盘庚到帝辛为五期的研究方法，也简称分期研究法。

&rdo;[12]

十项标准是：

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

依据这个十项标准，董作宾把殷商王朝自盘庚迁殷之后270余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辞划分为五期：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董作宾提出的&ldo;十项标准&rdo;和&ldo;五期断代说&rdo;，确有凿破鸿蒙之功，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如后辈考古学者刘一曼所说：&ldo;《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他使过去混沌一片的15万片甲骨，成为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使殷代后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较科学的基础上。

&rdo;[13]后来事实证明，除有一小部分甲骨文分期稍欠精确需要重新加以研究调整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新的方案可以取而代之。

曾一度作为董作宾助手的胡福林，后来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职期间，曾全力收集抗战期间安阳出土流散的甲骨，共得13800多片，另起炉灶，编成《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等4部著录、著作。

为了显示&ldo;青出于蓝而胜于蓝&rdo;的古训，胡氏在分期断代中采用了与董作宾不同的&ldo;四期法&rdo;。

此法一出，立即引起了甲骨学界的猛烈抨击，大多数研究者认为&ldo;所分的第三期包容了三世四王，究竟太长&rdo;。

[14]在一片批评、指责声中，胡氏在后来主持编纂另一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作《甲骨文合集》时，只好重新采用董作宾的&ldo;五期&rdo;说，并还历史本真以平息众怒。

再后来，又有人如许进雄等辈在董作宾的断代基础上增补了一个&ldo;钻凿&rdo;项目，但仍未掩饰董作宾创造甲骨文断代理论体系的光辉。

董氏的学术成就和给予后世研究所指明的道路，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说得较为明白：

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ldo;突破性&rdo;是显然而且公认的。

自从甲骨文在十九世纪末出世以后，罗振玉、王国维等文字学、古代史学者在不同的层面上对它的研究作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甲骨文之成学，亦即&ldo;甲骨学&rdo;之产生，无疑是董作宾这篇文章的后果。